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经济意义——基于1149 份问卷的调查分析

作者：陈胜祥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2 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28次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土地情结正处于变迁之中，但它的经济意义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为此，本文基于1149份问卷数据系统研究了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经济意义。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土地情结已经由传统社会时期“生作耕、死作葬”式的一元形态，转变为传统与现代杂陈的多元形态;这种变迁的经济意义表现为，土地情结越浓厚的农民，越期待私有土地产权，并对耕地质量的保护意愿也越强烈，但离土创业的动机却越弱。由此给土地管理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即土地情结浓厚时有利于保护耕地质量，却阻滞了土地流转;淡化时有利于土地流转，却又对耕地质量保护不利。要解决这一两难困境，有待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和创新。

【关键词】土地情结；变迁；经济意义；政策意义；产权制度创新

一、引言

美国人类学家R·雷德弗尔德(Redfield，R，1956)认为，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农民特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土地情结”，它几乎凝结了人对土地的所有经济和情感依赖。无庸置疑，传统中国农民是靠土地生存的，生作耕，死作葬，在地里刨食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其土地情结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急剧转型时期，农民开始由集体化时期清一色的人民公社社员转变分化成为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其经济收入和社会阶层也发生了显著的分化。那么，与此相伴随，农民的土地情结是否也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一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观察当前人地关系及其演变的一个重要视窗，需要理论界进一步研究和回答。

就此，我们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少量的人类学和社会心态史领域的定性研究，如周晓虹(1998)，王欢(2000)，朱炳祥、吴继红(2006)等，多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整体特征是由浓变淡，但依然恰似地底涌动的岩浆，具有“移山填海、塑造地表的巨大能量。”二是少量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调查分析。如，钱文荣(2002)对浙北的调查，周娴(2006)对青岛的调查，米华(2007)对湖南桐木坨村的个案调查等，调查结论多认为当前绝大多数农民对土地仍然有深厚的感情，不会因收入的提高和结构变化而完全放弃农地经营权(钱文荣，2002)。

由此可知，当前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现有研究多是在研究其他主题时附带性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并没有全面系统地探讨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经济意义。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专门研究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经济意义，试图从人地(情感)关系的视角为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管理制度改革寻找一点有益的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及其测量

由前文可知，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经济意义，因而在下文的统计分析中，土地情结变迁成为自变量，与之相伴随的经济意义则是因变量。

1.自变量———土地情结变迁的测量

毫无疑问，土地情结是一个抽象概念，要测量它需要对其进行理论定义并操作化量度。

(1)理论定义:根据形式逻辑，要定义好土地情结，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情结”。就此，《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情结是“心中的感情纠葛;深藏心里的感情”。心理学则认为，情结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参见百度百科)。据此，我们认为，土地情结是指深藏于农民内心的对土地的喜爱和依恋的一种神秘情感。

(2)操作化量度:我们要测量的对象是土地情结变迁。任一事物的变迁都有起点、中点和终点三个标志性阶段。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起点是它的传统特征———“人热爱土地”，变迁的最终方向是“人主动放弃土地”(融入城市)，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就是“人与土地若即若离”的中间阶段。据此设计问卷可以达到测量目的，具体测量方法及结果详见表1。

2.因变量———经济意义的测量

关于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有人称其为“第三次土改”)，2008年以来的政策信号均显示是“维持集体所有权现状+允许流转”的模式，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目标是要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据此可知，当前各界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一是所有权改革，二是耕地保护，三是土地流转。据此，我们只要考察农民土地情结变迁对农民土地所有权期待、耕地质量保护和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即可达到测量土地情结变迁的经济意义的目的。具体测量题目及测量结果详见表2、表3和表4。

(二)资料来源

本文分析所依据的数据来自作者亲自组织和参加的三次农村入户调查:第一次调查时间为2008年元月，系笔者为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于江西省鄱阳县进行的农村调查;第二次调查时间为2009年7至8月，系笔者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变革与社会生态的互动———20世纪闽西赣南地区社会发展环境考察》(批准号:02BZSO31)，在赣南闽西地区进行的农村调查;第三次调查时间为2012年2月的寒假期间，系作者为了撰写由青海省社科院举办的“首届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带领经济系本科生在江西进贤县和鄱阳县所做的入户调查。三次调查均采用相同的自填式问卷，一共获得1149份问卷数据。调查对象是农户户主，内容涉及户主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农民职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分化、土地情结等诸多方面。对以上相关数据，我们将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三)样本结构

样本结构:(1)性别:男859人(占74.8%)，女279人(占24.3%)，缺失11人(占0.9%)，表明接受调查的男性明显偏多，符合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实际情况。(2)年龄分布:最高年龄88岁，最低年龄18岁，平均年龄42.3岁，中位数年龄41岁，众数40岁。说明调查对象以中青年为主，符合农村家庭行为主体的年龄分布状况。(3)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的370人(占32.2%)，初中413人(占35.9%)，高中239人(占20.8%)，大学105人(占9.1%)，缺失22人(占1.9%)。表明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明显偏低，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当前表现

承前，我们在问卷中分起点、中点和终点三个阶段，分别测量农民对土地的三种不同态度，即挚爱土地(变迁起点)、与土地若即若离(中点)、主动放弃土地(终点)，以此来测量当前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基本情况，测量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当前表现（略）

对表1进行分析后可知:第一，当前大多数农民对于土地的传统价值仍然持有坚定的信仰。因为，有33.2%的农民完全赞同“万物土里出，我喜欢土地，舍不得离开它”之类的说法，还有24.2%的农民部分赞同这一说法，两者累积共有57.4%的农民至少是部分赞同上述说法。第二，当前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对土地仍然有较强烈的心理依赖。因为，有48.0%的农民完全同意、还有28.4%的农民部分同意“打工不一定保险，应该保有土地”之类的说法，两者累积共有76.4%的农民至少是部分认同“保有土地以防打工失败”，这种想法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安全需要，表明当前农民与土地之间关系确实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第三，当前大多数农民主动放弃土地的动机还不够强烈。因为有26.2%的农民完全反对、另有28.9%的农民部分反对“现在挣钱门路多，要不要耕地无所谓”之类的说法，两者累积也有超过一半(55.1%)的农民至少是部分反对“要不要耕地无所谓”之类的说法。

综上可知，当前农民土地情结总体呈现出由传统社会时期“生作耕、死作葬”式的一元形态，转变为传统与现代杂陈的多元形态;但传统的色彩仍然偏浓重一些。例如，在变迁的起点水平，有超过一半多的农民依然坚守土地价值的传统信仰;在变迁的中间水平，土地依然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心理安全保障;在变迁的终点水平，只有极少数农民承认挣钱门路多，可不要土地。

(二)农民土地经济行为动机的当前表现

前文已述，当前各界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一是所有权改革，二是耕地保护，三是土地流转。据此，我们只要考察农民土地情结变迁对农民土地所有权期待、耕地质量保护和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即可达到研究的目的。为此，此处需要对这三个变量作一统计描述。

1. 农民对土地私有产权的期待

我们在问卷中对农民提问:“您最希望土地归谁所有?”以此来测量农民的土地产权期待，测量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您最希望土地归谁所有?（略）

表2显示，在1149份问卷样本中，共有871位农民希望土地归自己私有，占到样本总数的75.8%。由此表明，在所调查的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希望土地归农民私有。这与当前大多数农民认为土地所有权公有的认知状况明显不同。因为在本问卷中，我们还对农民提问:“您认为您家的承包地的所有权是谁的?”回答情况如下(制表略):认为“归国家所有”的占有效样本总数的33.8%，“归村集体(含村委和村小组)所有”的占22.6%，两者累积共有56.4%的农民认为土地所有权归公。而认为土地“归农民私有”只占有效样本总数的41.3%，与表2中的期待私有相比，少了34.4个百分点。

2.农民保护耕地质量的意愿

保护耕地质量实质是保护耕地的生产能力，而耕地生产能力与土壤培肥、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耕作制度选择等行为密切相关。由于多年以来全国各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年久失修，农田抛荒现象也较严重，超越了农民自主掌控的范围，故而没有在问卷中测量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耕作制度选择(如轮作制度)等指标。我们只能抓主要矛盾，仅考察农民的土壤培肥意愿，以此来测量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意愿。调查结果详见表3。

表3你愿意多施农家肥以改良耕地的土壤吗?（略）

表3显示，当前农民改良耕地土壤质量的动机比较强烈，因为有35.3%的农民选择了“比较愿意”，还有16.3%的农民选择了“非常愿意”，两者累积共有超过一半(51.6%)的农民至少是“比较愿意”多施农家肥以改良耕地土壤质量。这与现实中农民的施肥行为略有不同。因为在本问卷中，我们还对农民提问:“您平时在自家耕地上施什么肥?”回答情况如下(制表略):承认“只施化肥”的占有效样本总数的11.6%，“以化肥为主，农家肥为辅”的占61.1%，“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的占23.8%。

3.农民离土创业动机(土地流转意愿)

土地流转按流转方向可分为“流出”和“流入”，按流转方式则又有出租、转让、入股等多种方式;如详尽考察它们则超出了本文的研究主旨。由于从学理上说，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方向是由传统的“守土”向现代的“离土”转变，因而我们只要考察农民的“离土创业动机”就可达到上述研究目的。问题及回答结果详见表4。

表4现在种田划不来，您愿意转出土地去打工或创业吗?（略）

表4显示，当前农民离土创业的动机并不强烈，因为有22.5%的农民选择了“非常不愿意”，还有25.8%的农民选择了“不太愿意”，两者累积共有近一半(48.3%)的农民至少是“不太愿意”转出土地去打工或创业。这一测量结果和学界普遍认为的“当前农地流转率普遍偏低，农地市场发育缓慢”的结论相吻合。不过，此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本题的回答结果并不意味着农民不会选择到非农产业去打工或创业，而是测量农民在打工或创业的时候是否仍然有一种占有土地的心理。因为在现实中，欠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农民都选择了打工并持有土地(即使是抛荒)的生活方式。

四、推断性统计分析

(一)土地情结变迁是否会弱化农民对私有土地产权的期待

根据历史与现实经验，但凡对土地传统价值持有坚定信仰的农民，就越希望土地归农民私有，反之则反是。那么，现实情况会不会这样呢?对此，我们需要将表2中代表土地情结变迁各阶段的数据作为自变量，以表3中的土地所有权期待作为因变量，运用交叉列联表和卡方检验①作一实证分析。由于SPSS18.0自动生成的交叉表篇幅非常大，我们仅节选本文所需要的部分，详见表5。

表5农民土地情结变迁与土地产权期待交叉表（略）

表5中的各项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土地情结”各个水平都与因变量“土地产权期待”在总体中显著相关。进一步分析表5可以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在所有选择了“希望土地私有”的870位农民群体中，共有847位农民回答了“万物土地出……”这一问题，其中有33.5%的农民完全赞同，还有25.9%的农民部分赞同这一说法，两者累积共有59.4%的农民至少是部分赞同这一说法。与之相反，只有4%的农民完全反对，和9.8%的农民部分反对这一说法，两者累积也只占有效样本的13.8%。根据该问题的语义可推断，越是赞同这一说法的人，他对“万物土里出”式的传统价值就越坚守，也就越喜欢土地。据此比较，在希望土地私有的农民群体中，大多数都是对土地传统价值有坚守的人和对土地热爱的人。换言之，对土地的传统价值越有坚定的信仰，对土地越有情感依恋的农民，越希望土地归自己私有。

第二，在所有选择了“希望土地私有”的870位农民群体中，共有856位农民回答了“打工不保险，应该保有土地”这一问题，其中有50.7%的农民完全赞同，还有28.2%的农民部分赞同这一说法，两者累积，共有78.9%的农民至少是部分赞同这一说法。与之相反，只有1.1%的农民完全反对，4.3%的农民部分反对这一说法，两者累积也只占有效样本的5.4%。根据该问题的语义可推断，越是赞同“打工不保险，应该保有土地”这一说法的人，他对土地的心理依赖感越强。据此比较，在希望土地私有的农民群体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土地依赖感较强的人。换言之，在土地情结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对土地越有心理依赖感的农民，越希望土地归自己私有。

第三，在所有选择了“希望土地私有”的870位农民群体中，共有850位农民回答了“现在挣钱门路多，要不要耕地无所谓”这一问题，其中只有4.8%的农民完全赞同和19.4%的农民部分赞同这一说法，两者累积，仅有24.2%的农民至少是部分赞同这一说法。与之相反，有29.1%的农民完全反对，26.6%的农民部分反对这一说法，两者累积共占有效样本的55.7%。根据该问题的语义可推断，越是反对“……要不要耕地无所谓”这一说法的人，越不想放弃土地。据此比较，在希望土地私有的农民群体中，也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即使挣钱门路多，却并不想放弃土地。换言之，在土地情结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越不想放弃土地的农民，越希望土地归自己私有。

综上可知，但凡土地情结越浓厚的农民，他就越希望土地归自己私有;反之，但凡农民土地情结越淡化，则期待土地私有的愿望越弱。由此表明，农民土地情结变迁会弱化他们对私有土地产权的期待。

(二)土地情结变迁是否会弱化农民对耕地质量的保护

要分析土地情结变迁是否会弱化农民保护耕地质量的意愿，可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得到，这需要根据变量的衡量等级选择恰当的统计方法。由表1可知，测量土地情结三个维度的题目均属于顺序衡量等级的变量。由表3可知，衡量农民改良土壤意愿的题目也属于顺序衡量的变量。根据统计学相关原理，分析两个变量均为顺序变量之间的相关，适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Rank－orderCorrelationCoefficient)。统计结果详见表6。

表6以耕地质量保护为因变量的关联分析结果（略）

众所周知，相关系数介于－1到1之间，变量关系的强弱由其绝对值的大小来表示。一般认为，绝对数在0－0.19之间提示微弱的相关关系，在0.2一0.5之间提示中等的相关关系，在0.5以上的相关系数提示较强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值及显著水平与样本量有很大关系，当样本量大于100个以上时，相关系数值会变小，但这并不表示其相关程度变低，此时，相关系数即使在0.20以下，都有可能达到0.05水平的显著水平。据此，根据表6可知，测量土地情结变迁三个水平的变量均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显著相关，但是三个相关系数均非常小，仅提示有微弱程度的相关。而且，由各相关系数的符号可知:1.越是反对“万物土里出……”之类说法的农民，其土地情结越淡薄，他对耕地质量的保护意愿则越弱;2.越是反对“打工不保险，应保有土地”之类说法的农民，其土地情结则越淡薄，他对耕地土壤质量的保护意愿则越弱;3.越是赞同“挣钱门路多，可不要土地”之类说法的农民，其土地情结则越淡薄，他对耕地质量的保护意愿则越弱。由此表明，随着农民土地情结向现代方向变迁，他们对土地的热爱、依赖感就会越弱，放弃耕地的勇气则会越强，与此一致，他们对耕地土壤质量的保护意愿则会越弱。

(三)土地情结变迁是否会强化农民离土创业的动机

同理，我们要研究土地情结变迁是否会强化农民的离土创业动机，也可通过分析它们之间是否显著相关完成研究任务，由此需要根据变量的衡量等级选择恰当的统计方法。前文已述，土地情结为顺序衡量的变量，无须赘述。由表4可知，农民离土创业动机也属于顺序衡量等级的变量。因此，分析它们之间是否显著相关，也可计算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统计结果详见表7。

表7以离土创业动机为因变量的关联分析结果（略）

根据前文所述的有关相关系数方面的统计原理，我们分析表7可知:第一，农民的离土创业动机与土地情结变迁(起点)的传统特征显著负相关，但相关系数较小，提示只有微弱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越是坚守土地的传统价值，越热爱土地的农民，他们放弃土地从事非农创业的动机则越弱。第二，农民离土创业动机与土地情结变迁(终点)的现代特征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达到中等偏上的相关水平，如考虑到样本较大降低了系数值的原因，提示可能达到较强程度的相关关系。由此表明，越是挣钱门路多，要不要耕地无所谓的农民，他们放弃耕地从事非农创业的动机则越强烈。

五、结论与政策意义

总结前文我们不难得到如下两个研究结论。第一，当前农民土地情结已经由传统社会时期“生作耕、死作葬”式的一元形态，转变至当前传统与现代杂陈的多元形态。具体而言就是，绝大多数农民依然坚守对土地价值的传统信仰，热爱土地;相当一部分农民因担心非农就业不稳而有谨慎保有土地的心态;也有少数农民因为挣钱门路多而有“要不要耕地无所谓”的现代进取精神。第二，当前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多元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主要表现为土地情结越浓厚的农民，他们越期待土地归农民私有，也越倾向于保护耕地的质量，但他们的离土创业动机却越弱。这一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经济意义对于我国新一轮农地管理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有所启示。首先，土地情结向现代转型或变迁会弱化农民对私有土地产权的期待，弱化保护耕地质量的意愿，这可能会产生相互排斥性的政策后果。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农民土地情结会进一步向现代转型，届时，农民会更加弱化对农地私有产权的期待，一方面可能会更加认同当前农地归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但另一方面，农民一旦不再期待私有土地产权，可能会更加不珍惜土地，加剧耕地质量的退化。这正如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金德尔博格所言，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他会把沙漠变成绿洲;如果让农民以租赁的方式来经营土地，他会把绿洲变成沙漠。

其次，农民土地情结变迁会进一步强化其离土创业的动机，这对于推动我国土地流转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未被学界所认识。例如，有论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前学界多将我国的农地流转困境归因于产权制度残缺、市场发育迟缓、相关法制不健全和农村社保制度缺失等因素。毫无疑问，这些因素确实是制约我国农地顺利流转的原因，但土地情结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本文作者在调研时经常访问农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无论在职业、收入还是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已经完全不再依靠土地了，但一旦问到他们为什么宁愿抛荒土地也不将土地转让出去获益时，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回答是，在城里打工迟早都要回去，一想到老家还有土地心里就踏实了。这一回答既是基于经济理性的回答，也是一种土地情感的强烈表达!

综上，如果土地管理包括对农民土地情结的管理，则它实质上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土地情结浓厚时有利于耕地质量保护，却阻滞了土地流转;淡化时有利于土地流转，却又对耕地质量保护不利。为解决这一矛盾，似乎还是要在农地所有权改革方面打开一个缺口。我们认为，在当前无法给予农民土地私有法律产权的情况下，至少要给予农民不受外部干预的永久期限的土地使用权，促使农民建构起农地所有权的认知。如果这样，则无论农民土地情结或浓或淡，农民至少都会珍爱保护“自己”的土地;而且，这一准所有权改革至少不会强化土地情结对土地流转的阻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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