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失衡: 现代传媒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困境

作者：谭　华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13次

【摘　要】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离不开现代传媒的积极参与。现代传媒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文化趋同的推手角色。并借用孙立平教授研究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时所使用的“断裂”与“失衡”两个概念，分析了全球传播时代产业化运作逻辑下的现代传媒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中凸显出来的结构性失衡及内容与需求断裂等功能性困境。

【关键词】 现代传媒；乡村文化；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文化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我国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经济结构开始转型，生活方式发生变迁，乡村的文化生态变得日趋复杂。一方面，与大众传播、人口流动等相伴随的都市的、现代的、外来的“他者”文化在少数民族乡村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不断诱发乡村居民的消费想象。而这些“他者”文化又对乡村文化形成巨大冲击，对乡村文化资源的扩散与重组、变迁与转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外来文化的异质难合与传统文化的非理性解构，使当代农村文化呈现一个变化中的‘空洞’状态。原有的文化生态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尚难建立，乡村的文化生活陷入了困境。”^［1］另一方面，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少地区只重视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而相对忽视了乡村文化的保护，或者过度开发，以牺牲文化生态环境来实现所谓的乡村现代化。从而导致乡村文化被人为隔离，甚至被断然撕裂和无端异化^［2］。总体而言，乡村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共文化滞后于私性文化的发展^［3］。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具有凝聚、整合、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对维护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传播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传播的媒介化趋势凸现出来，尤其是以电视为主的现代传媒对少数民族乡村的全面渗透，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现代建构问题越发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关注。近年来，现代传媒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推动了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发展，但其中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传播的“断裂”与“失衡”方面。“断裂”与“失衡”本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创造性地用来研究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时所使用的社会描述工具。在他看来，我国一直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出了一种“结构断裂”与“权力失衡”的困境。实际上，在中国当下的大众传播中，同样可以运用“断裂”和“失衡”来描述和分析现代传媒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

二、传播内容断裂———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功能性困境

在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乡村文化及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涵。所谓乡村文化，是一套处境化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体系，“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和乡土性，具体而言是存活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4］。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更多是以乡村日常生活事象的形式体现，如村风民俗、日常礼仪、耕耘劳作、邻里关系、节庆活动等。因而，乡村文化建设的目的是“建设一种包涵价值观、文化认知、交往方式、乡村精神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在内的新的乡村文化形态”^［5］。不是简单地以所谓的城市文化、先进文化来改造乡村文化，归根到底是建设一种属于乡村的、民族的、地域的新乡土文化，是乡村文化价值与内涵的创新与重塑。

在传播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生产、消费和发展都离不开传播，文化传播是依靠媒介来进行的，现代传媒作为一个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不仅影响到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而且也改变着文化本身的存在形态。可是，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现代传媒的文化传播与乡村居民的信息接收上呈单向流动，传播的内容与需求脱轨，这成为现代传媒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功能性困境。

首先，现代传媒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时缺乏对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保护现状的深入把握。我国少数民族乡村多位于自然地理条件较差、信息交通环境较落后的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民众生活空间相对狭小，信息经验缺乏。尤其是在传媒的产业化运作逻辑下，媒介传播的“去乡土化”倾向非常明显，对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关注不够，对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传承现状与乡村居民的文化需求缺乏足够认识。曾经在乡村社会影响深远的世态百相诸如民俗事象、节庆活动、民间技艺的传承等，已日渐式微。笔者所生活的武陵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相对较好。可是，随着现代传媒对乡村生活的侵入，许多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如撒尔嗬、傩戏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传播没跟上，以口耳相传为主的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被破坏，加上年轻人缺乏接触这些传统艺术的渠道，同时受都市文化的影响，工具理性支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理念与交往方式，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不感兴趣，不愿参与。所以现代传媒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少数民族乡村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民众的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和方式，重塑了少数民族乡村的日常生活。虽然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在拉近人与人的空间距离的同时却扩大了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乡村民众的休闲娱乐和日常交往发生了变化，少数民族乡村居民生活方式的“乡土性”精神特质也随之发生改变，乡村文化传播的语境随之发生断裂，形成了一种交流的无奈。

其次，现代传媒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时忽视了少数民族乡村民众的话语权。在大众传播学中，一般认为信息传播过程为传播主体将信息编码后，通过一定的媒介传递给接受主体，接受者根据既有的参考性文化框架对信息进行解码和附以意义后，再通过一定的渠道反馈给信息传播主体，如此循环往复，从而形成有效的传播。而在当前的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传播系统中，位于信息传播终端的乡村居民一直处于弱势位置，长期作为文化传播的接收者而并非文化的传播者而存在，在文化传播中呈现信息的单向流动。由于现代传媒根植于城市，所以“面向都市，贴近市民”成为众多传媒的经营方针，纸质媒体的版面设置、电子媒体的栏目与频道设置，基本着眼于都市，面向广阔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乡村的传媒取向越来越少，就连央视的“西部频道”也因种种因素而取消和改版。客观地说，乡村的文化消费整体上弱于城市，所以在文化消费市场的争夺中，乡村被市场化媒介排斥在外，乡村居民的文化传播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被剥夺。即使乡村文化在现代传媒上得以呈现，如近年来的乡村题材影视剧、电视媒体的民间文化映像展现等，也只是作为一种仪式表演或者一场视听盛宴去满足都市受众的视听享受，其本质还是媒介对市场规律和商业逻辑的尊重。有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农民们依赖的主要的信息发布渠道是人际传播，而不是电视、报纸、网络等现代传媒，普遍认为与大众传媒距离较远。尽管市场化媒体宣称要重视受众参与，也采取一些互动形式鼓励受众参与，但终因没有健全的信息反馈体系和机制，使信息的传播与反馈出现了脱节，成为没有回音的传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传播中，根本没有真正向乡村民众授予话语权，而只是作为被展示的和被凝视的对象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文化传播的有效性，阻碍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媒介化语境中的扬弃、融合与创新。

再次，现代传媒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时忽视了少数民族乡村居民的现实需要。文化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生存，而生存于这种环境中的“人”才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也是“文化自觉的主体与根基”^［6］。因此，对文化生产者的现实需要给予关注，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是乡村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乡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视机、电脑、手机等现代传播媒介进入普通家庭，乡村居民接近文化资源的自主性相对提高，他们的信息需求呈现多样化，其文化消费结构、消费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文化生活的需要迅速增长，仅靠单向度地输送电影、戏剧或文艺演出等“三下乡”活动，并不能满足其现实需要。究其原因，一方面，乡村民众的日常媒介接触习惯无法与电视等媒体传播时间的固定性保持同步，造成信息供给与需求错位。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体系，少数民族乡村居民长期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地位，他们作为乡村文化生产者的主体性未得到体现，而媒体常常根据自身宣传及利益需要进行内容选择和议题设置，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时脱离了村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反而导致乡村民众在对“他者”文化接受的同时，不自觉地开始了对自身的他者化改造。媒介文化偏离了乡村文化的价值取向，造成传播者与受众的信息不对称，传播的内容与需求之间发生断裂，使少数民族乡村民众无所适众，在现代传媒的一派繁华喧嚣声中日渐功利化，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传统乡村的公共生活走向瓦解，最终影响了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构建和传承。

总之，现代传媒在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尚未充分发挥其传播文化、传承文化、发现文化、挽救文化的功能。对于边缘化的、非主流的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传播，现代传媒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表达，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原发的独特的文化品质正在被逐渐弱化乃至异化”，商业味道日益浓厚，而且“大众传媒对于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改造和‘包装’使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本真的面貌”^［7］，陷入一种尴尬境地，潜藏着创造性破坏的危险。对于现代传媒在少数民族乡村内的文化传播，更多的是把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灌输给村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乡村居民对于国家和集体的认同，但也瓦解了许多乡村传统观念、族群认同、家族认同和道德伦理生活，这种“靠外在国家力量植入的意识形态，随着农村传统集体性生产的消逝和国家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很快趋于衰落”^［3］。不仅如此，现代传媒所塑造和传播的都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村庄公共文化行动的基础，使村民的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自然也就破坏了村庄共同经验的营造。可以说，“传播的断裂影响了共同理解的形成，而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的欠缺，也使得农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动接受和积极反应难以出现”^［8］。

三、媒介生态失衡———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结构性困境

媒介生态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按照西方媒介环境学的理解，媒介生态实际上就是将媒介视作一种环境结构，不同的媒介产生不同的符号环境，受众通常依赖现代传媒了解自身所处的社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正是“整个媒介生态中各种符号所产生的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力量强大的‘意义世界’对人类的文化、思想、精神，甚至整个社会的兴衰成败产生了重大影响”^［9］。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偏低，导致媒介生态严重失衡，对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少数民族乡村，媒介生态的结构性失衡主要体现在传媒资源分配和受众结构失衡。在媒介空间结构上，我国城乡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媒介资源配置呈现不均衡状态。总体说来，面向少数民族乡村的媒介资源数量少且缺乏长效发展机制，庞大的少数民族乡村受众被排斥在媒介化主流社会之外。当前少数民族乡村的媒介生态格局主要是电视，它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处于绝对垄断位置，但也只能依赖“天锅”( 村民们对卫星电视接收器的形象称呼) 收看，曾经在乡村信息传播中辉煌一时的“村村通”广播工程，已成为大多数少数民族乡村居民的历史记忆而风光不再，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体只是“农家书屋”极其有限的几个报栏书架上的摆设而无人问津，游走于城市的互联网，一直是绝大多数村民的美好憧憬而尚未进入寻常百姓家，手机仅仅作为人际交往的工具但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近年来许多关于农村传媒发展状况的调查数据都印证了这些描述。显而易见，少数民族乡村的传媒资源分布严重失衡，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战略是极不协调的，成为阻碍乡村文化大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究其原因，媒介资源分配对乡村的弱化、边缘化，一方面导致城、乡“知识沟”进一步扩大，信息贫困在少数民族乡村经济文化发展中引发的“马太效应”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媒介对乡村的集体失语，也扩大了传媒与村民的心理距离，媒介技术的发达并没有使乡村和村民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那些“老、少、边、穷、山”的乡村地区成为媒介传播中的“信息孤岛”，成为传播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而媒介资源分配失衡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受众结构失衡和媒介使用的单一化。在少数民族乡村，村民的媒介接触行为和水平由于受经济条件、文化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的媒介使用习惯呈现出明显的单一化态势。电视作为乡村日常生活的第一媒体，是村民使用范围最广、接触频度最高的媒介。而电视媒体的传播模式却使人们远离公共空间，更多地留在家中，在文化领域里造成集体性观众的瓦解。由于根植于城市的电视所生产的是消费主义色彩深厚的大众文化，其节目的大多内容是偏向都市化的，这就导致了少数民族乡村受众在媒介使用中带有强烈的“消遣娱乐倾向”，人们沉浸在都市文化所带来的感官享受中，“正在学着成为非本土化信息的听众：巴西的文化人类学者奥蒂泽(Renato Ortiz)称之为‘一种国际时髦的民俗’。特别是年青的一代，他们生活在新文化实践中：不同社会都接收着性质相同的信息和风格，这些信息和风格与本土政治、宗教或民族环境相脱离”^{［10］(123)}。于是，乡村里传统的走乡串户，走亲访友等常见的人际传播越来越少，原来依靠面对面交流所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瓦解和消失，人们的活动空间已经从公共转移到私人，家庭取代了社区。电视的娱乐功能被强化，当村民们远离电视后便无事可做，文化生活日益单调乏味，维系乡村社会健康发展的乡土性公共文化生活日趋衰落。

综上，媒介生态失衡主要是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衡。一旦媒介结构失衡，那么现代传媒的功能也就处于失衡之中。因此，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中，畸形的传媒生态加剧了传播内容与需求断裂等功能性困境。在这样一个结构单一，缺乏多元化的媒介格局中，不可能期望各种现代传媒综合发挥各自的文化传播功能，加上少数民族乡村民众的接受特征，最终导致乡村文化传播的“断裂”与“失衡”现象日趋严重，消解了少数民族乡村公共文化。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现代传媒如何担负起重建乡村公共文化，恢复乡村生活的公共精神，不断推动乡村现代化，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各界人士深入思考的现实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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