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心理学视野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传者与受者关系新思辨

作者：李　虹　刘志军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1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17次

【摘　要】 传播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在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学科，以对媒介化信息传播过程中人的心理变化规律的掌控与把握为学科目的。本研究以传播心理学为视野，通过对传播过程中人的主体因素的本质定位，深入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主体因素所导致的传播受阻与传播不畅。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和审视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过程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起始端—传者与终止端—受者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与思考，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传播心理学；少数民族文化；传者；受者

文化传播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交往行为，人类通过不同信息间的相互传递、不同文化符号间的相互交流认识了世界、认识了自我，并在传播过程中以相同文化结成最初的社会群体推动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文明就是在不断的传播活动中趋向成熟。传播学认为传播起始于人而仍以人为传播终端，人在传播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因素。而传播心理学则是研究人类在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学科^［1］，其学科目的就在于对媒介化信息传播过程中人的心理变化规律的掌控与把握。

目前，在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在信息迅猛发展的现今时代少数民族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本文以传播心理学为视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提出了新的思考，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者关系的新思辨，力图为困境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厘清方向，寻找出路。

一、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实质

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外部文化交流和族群内部交流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讲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写满本民族符号，印有本民族烙印的传播史，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早已深深融入传播过程之中，其发展与进步离不开传播手段与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更新。

从更深层的角度审视少数民族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可以交融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所谓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对于族群内可以理解为少数民族成员间传递、输送、沟通、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行为； 而对于外部环境而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也是其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得以存在的完美展现。从本质上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是少数民族群体其社会关系得以维系与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是少数民族世代传承的精神核心。

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认为:“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又是它得以发展的机理。传播可以理解为精神现象转换为符号并在一定的距离空间得到搬运，经过一定的时间得到保存的手段”^［2］。库利的观点指出了传播所包含的两个重要方面内容，即信息在时间上的传承变易和空间上的扩散。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而言，则在时间向度上表现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文化传播问题，其实质蕴涵着两层含义: 一方面，在横向时间断面上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能有效覆盖文化圈层的范围广度； 另一方面，在纵向时间发展上体现为少数民族文化在族群成员代际间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质量。

在现今形势下，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这无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者(简称传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赋予了传者以更多的历史责任； 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受者(或称受众)，尤其是族内受者如何承接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传者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1． 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就是一种以少数民族成员为核心载体所进行的纵向传播活动，是对信息的历时性分享与传递，同时通过文化的传承保证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凝聚力，促使少数民族社会秩序保持稳定^［3］。从发展的眼光看，传承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延续的必然途径。只有通过传承才能维系少数民族群体的稳定与团结。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在属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在纵向传播维度上的传承早已渗透至少数民族生活的各个角落。基于此，少数民族文化得以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并通过族群的不断繁衍实现代代相传，并逐渐发展成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精神财富与族群文化标识。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时性的传播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会依据周围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做出相应的适应性改变，这种转变正是少数民族文化自身调适机制的完好体现，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实质所在。一方面，这种适应源于媒介生态的自然调适，另一方面则依赖于传播过程中传者的主体意图。传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本着有传承，才会有稳定； 有调适，才会有发展的主旨，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中应注重在继承传承的基础上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强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不断挖掘，才能使少数民族文化保有不朽的生命与价值。

从传播学的角度，少数民族文化整体可视为一种内涵丰富的信息流，这种信息流承载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功能。少数民族成员对文化的传承本质上是对共同系统内部传播而来信息流的接纳与吸收，并在流动方向上主要体现为从传者向受者流动的特性。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其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人的因素。正是在人类自身代代繁衍的前提下，少数民族文化才经过无数次“传播—积累—传播”的循环周期传衍至今。它在纵向上体现为少数民族文化精髓通过巫师等神职人员作为最初传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信息实现的历时性继承与延续，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展成为今天传者凭借传播媒介实现其对少数民族文化意志的传播与信息共享。

2． 扩大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增殖。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传者首先是少数民族文化构成的一分子，但其通过现代化的媒介方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又极大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中现代传媒方式作为传者的技术平台，是传者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重要的承载工具。通过现代传媒，传者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创造、传承、革新、保护提供了多种可能。这是因为现代传媒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能够彰显人文精神，体现社会发展与人文关怀的和谐统一，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广泛播布。传播媒介“使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封闭的民族传统文化显现于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显示出新的价值，甚至使一些发展前景堪忧的民族文化因素获得了生存的机会”^［4］。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文化的世界化程度越高，说明该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内容越丰富，生命力越强，越能获得更为广泛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这就要求传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扩大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圈层范围的同时，最有效的方式是努力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增殖，完成少数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

传者通过传播媒介实现的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增殖，其实质是一种传播媒介的信息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的放大作用。这种放大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为量的增放，另一方面表现为质的增放。量的放大主要指少数民族文化传播面的延展，并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日益增强，传者能够实现的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 而质的增殖是指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中价值意义的增加。

少数民族文化能否在传播中得到增殖与放大，虽然受传者的能力、传播的方式及传播途径等因素影响，但核心因素则取决于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价值意义，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意义，也可能会丢失一些原有的意义。这种意义的改变给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带来了生机，是传播过程实现的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革新，也正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中的增殖其过程本身就具有创造性。传者要实现这种创造与革新就需要根据受众的文化特点选择出可被认可的文化传播样式，合理考察受众的文化差异，有针对性的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合理的裁剪与转换，努力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性，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增殖。这是扩大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范围、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纵向传播的最有效途径，也是现今时代完成少数民族文化大众化的关键。

三、受者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1．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是少数民族个体社会化的必然历程。所谓个体的社会化是指人们终生的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获得了个性，并且学会了他们所在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5］。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个体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对社会文化能动地选择与调适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十分重视对社会现象中的文化因素的探讨。他认为从文化角度上，可以把个人社会化理解为个人接受人类文化遗产、传递社会文化和延续社会生活的过程。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社会化表现内容及逻辑构造会不断变化，其个体社会化本身的含义也会不断发展。在信息化的时代，传播媒介的强势传播效力几乎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媒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是媒介不可避免的催生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

传播心理学认为人是文化传播的主体因素，人们在传递信息中结成人际关系，并在共享信息时实现人与文化的结合，这个过程就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对于少数民族个体而言，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籍贯是其从出生伊始就被篆刻了相应的文化章印永不改变，这也就注定个体要生活在该社会群体所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情境中。少数民族个体的社会化过程表现为一种对个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习得与认同，也是对传播到己身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内化，这是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受者所必然经历的人生过程。从传播心理学角度看，这种内化其实质为传播的内向传播。内向传播即自我传播是指“传媒信息借助符号系统在人脑的输入、加工、编码、解码、贮存、输出的全过程”^［6］。林之达认为: “传播的天职就是为心理系统输送精神能源材料，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通过一系列心理反应，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外化为人的行为，行为做功，便产生了传播的社会效果”。从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从个体受者层面意味着少数民族个体社会化的必然历程，而顺利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向传播则是少数民族个体社会化成长的重要保障。

2． 受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主动选择与发扬。从传播心理学观点来看，受众从媒介内容中获得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受众所获得的意义不等于媒介中原来的内容，即受者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流向自己的各种信息，而是依照自己需要能够获得满足的标准主动地对信息加以选择，并经过一系列内部心理加工过程最终获取相应的主观经验。从这个角度讲，受者不是被动的接受器，而是“一个活跃的社会群体，在他们的内部不停地进行着信息的传递、讨论和劝说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得到扩散、分析、解释、理解和反应”^［7］。并且当受者只能以记忆来保存文化信息时，其对其他少数民族个体所进行的文化的传播早已杂糅了个体对信息的理解与感悟，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行为习惯。从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也正是受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主动选择与发扬。

这种主动性直观的外在表现是: 只有那些符合少数民族受众需要、符合少数民族受众心理活动规律的文化信息才能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才能对个体心理达成预期的影响并激发相应的个体行为，进而影响少数民族受者的思想、观念、情绪、价值取向和行动决策等。因此，在媒介接触中最终获得什么样的经验，不但取决于媒介内容本身的性质和结构，还取决于受众原有的认知结构，即特定性质和结构的媒介内容和受众特定的认知结构相互作用，决定了受者最终从媒介信息中所获得的意义，而少数民族受者的心理需要是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动因。这一点从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少数民族个体对文化基本需求，转化为媒介使用需要，这一需要与对媒介使用活动结果的期待一起，构成媒介使用动机。这种动机将在媒介使用活动的开始、进行、完成的全过程中发挥作用，当少数民族个体作为受者获取所需的信息后，通过个体的认知加工形成新文化信息等待传播，受者需要媒介活动实现新信息的传递，从而完成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个体加工并使之得到发扬。当然，个体的主动选择并不会影响到文化信息的主流，但是个体所属的族群的选择在时间上经过不断的沉积与融合，就会彰显出民族文化本身稳固整体的部分变异，并最终体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时代适应与推陈出新。

四、结语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传者和受者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二者有机结合，相互转化，共同肩负着繁荣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本研究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对两者关系的思辨，从崭新角度厘清了信息时代传者与受者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与责任，为探寻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时代出路付出了艰辛的学科努力，以期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韩向前． 传播心理学［M］． 南京: 南京出版社，1989: 5－ 6．

［2］［波］伊萨克·多伊彻．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69 － 70．

［3］肖青，李宇峰． 传播学视野中的民族文化传承［J］． 社科纵横， 2008，(10) : 130 － 132．

［4］付·古力根． 浅析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J］． 北方经济， 2007，(5) : 54 － 55．

［5］尹恩·罗伯逊． 现代西方社会学［M］． 赵明华，等，译．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177．

［6］刘京林． 大众传播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2．

［7］郭青春． 论新闻传播受众心理研究的意义［M］． 电视研究， 2003，(04) : 49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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