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中部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研究——以河南省C村选举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冯　莉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2012 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14次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农村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我国中部农村的公共生活模式，正在从运动式、集权化的公共生活形态向现代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化和个体化是转型期我国中部乡村公共生活的重要表征: 一方面，农村社会现代化运动中物质文明的长足进步带来了货币的繁盛; 但另一方面，随之而至的是公共生活领域的被浸染、公共生活模式的货币化剧变以及个体化生存压力的增大和人们宗教皈依的剧增。因此，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构建健康向上的农村公共生活模式，是今后农村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的关键。

【关键词】公共生活模式; 中部农村; 货币化; 个体化

一、引言

以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桑内特等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关于公共生活的研究多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关注城市公共生活。而国内一系列以公共生活为主题的研究中，包括吴育林、周菲、林尚立、廖申白等则又多是在西方语境下来讨论公共生活的相关理论及其与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关系。但城乡公共生活明显是不一样的。目前对我国乡村公共生活的研究，在学界尚处于边缘状态。实际上，国内外学界对公共生活的界定迄今为止并没有严格而一致的说法，而既有的公共生活的不同界定又不适用于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最重要的原因是缘于村庄居民私人生活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存在大范围的交织或重叠，甚至有时候，私人生活空间却承担着公共空间的功能，“公”、“私”之间难以做到泾渭分明。

一般而言，农村公共生活是指在村民家庭生活之外的公共场域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活形态，包括日常生活交往、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参与以及基于某种社会关联自主生成的集体行为和交往等。所以，在本文所运用的公共生活概念包含三个层面: 即公共政治生活，主要是指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如村庄选举; 经济生产生活，如村民互助与合作; 社会文化生活，包括因村庄礼俗风情、村民娱乐休闲等所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态。这么看来，这和被称为一种“有机的公共生活”倒有些相似之处，因为有机的公共生活“既是社会个体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的需要，并且以个体生活与国家生活保持各自的内在独立性为前提，其目的在于促进个体全面参与国家生活。与此同时，国家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 1 。当然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外部变量的注入，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转型把农村基层社会从既有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村经济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中获得了勃勃生机。另一方面，随着票制时代逐渐淡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社会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社会活动、社会交往的比例和对货币的需求正不断增加。货币不仅覆盖了农村的经济交往，也全面牵系着农村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而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是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伦理社会走向法理社会为过渡特征的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形成。

那么在社会转型期，外力和内力型构下的我国农村的公共生活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其具体的表现、存在的风险以及解决方式又是怎样的? 基于此，本人于2010 年6 月至2011 年上半年，在位处河南省中南部的C 村，主要通过入户访谈、街头闲聊等方式记录村民的公共生产和生活，以期对未来的乡村研究有所裨益。C 村地处平原，交通便捷，濒临城市边缘，信息通达; 村民思想开放、思维活跃; 和河南省绝大多数的平原村落一样，C 村人多地少，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大潮的深度推进，近些年来村民内外——主要是从内到外——流动频繁。而这些变化不仅剧烈改变着村庄原有的公共生活，也型塑着C 村新的公共空间。

二、建国以来C 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

整体分析方法认为，如果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的系统，那么该系统内的“一系列变量(必须) 保持在一个确定的范围之内。一旦这些变量偏离了这一范围，意味着生命秩序的混乱或死亡”。换言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子系统之间长期达不到功能耦合”，因为该系统内部自我修复机制破碎、自我协调和更新能力弱化、无组织力量不断增强等内部张力增强或外力入侵等因素，那么往往以社会秩序破坏而告终。 2 当系统内部的自我更新、协调和修复机制足够强大的时候，此时系统的内力大于外力，系统倾向于封闭; 反之，外力大于内力，系统就倾向于开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的公共生活模式恰是在这样的系统内外力角逐和社会结构变动中经历了几多起伏，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等外部变量的注入是这一变动进程的关键因素。

(一) 运动式和集权化阶段(1949－1977 年)

此阶段，C 村实行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度，村里绝大部分资源的配置被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国家通过以政治动员和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计划手段把村民的生产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高度粘合在一起。这一时期，除了一些暂时隐匿起来的宗族组织外，C 村没有自己的公共组织，换言之，当时的人民公社和村民的“自我”并没有发生关系。村民参与的公共生活，比如群众会、妇女组织等，其目的并不是要村民表达利益诉求、听取社员意见然后作出决定，而是进行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一个特点是，在这个阶段，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为限制了货币流通、物质生活都极其窘迫以及当时的乡风村俗普遍比较纯朴和单一的关系，货币化与村民的公共政治生活基本没有什么瓜葛。

(二) 向自治过渡阶段(1978－1987 年)

改革开放以后，C 村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挣脱出来，虽然还保留有“大队”、“小队”的设置，村级( 大队) 干部依然由社员推选，但是公社变成了乡级政权，群众会已经大大减少，经常性地几个月及至到后来全年都未必开一次，妇女组织逐渐开始为国家政策如计划生育服务，村里原有的集体财产比如打麦机等从只为公家转变成轮流为各家各户服务，宗族组织重新抬头，并且以姓氏为区分标志，抱团行事，村里人际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至此，C 村公共生活空间和公共治理模式开始发生新变化。而且，随着商品和市场因素的逐步进入，C 村具有现代人格的所谓“能人”开始崭露头角，不仅率先成为村里少有的“万元户”，而且在村级事务中也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因为村民的公民意识普遍较弱，对地方政权的依赖性较强，所以还不能完全成为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在这个阶段后期，全体村民大会不再召开，村民集体出工收工现象不复存在，代表着动员和命令的、安装在各家各户内的广播喇叭也逐渐消失，而国家的包干到户政策则更是直接促成村民的个体化思想和行为水到渠成。换言之，主导C 村公共生活的原有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已经弱化，以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方式的协商、参与成为公共生活的新形式，公共生活与村民个人理性正逐渐结合，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占全部生活消费中的比例正在上升，货币成为改变和引导村民公共生活的内部动力。

(三) 村民自治阶段(1988 年至今)

1988 年6 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意味着我国农村公共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农村公共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村民自治改变了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逻辑，转变为由村民自下而上地通过村民大会等形式民主选举自己的当家人。

在这方面，C 村从一开始就基本保持了与国家政策的同步。迄今为止，C 村已经完成了6 次村干部选举，前后历经二十余年。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关系进入C 村，村民的个体化趋势明显，其生产生活空间中的自治和合作都是基于个体理性而展开的，原来的宗族势力也因此被弱化。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主要倾向于引导而不是控制，其职能也在适度地退出，不过以动员为基本特征的公共生活模式依然是有效和必不可少的，这在选举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据镇书记和村干部C 主任所述: “选举期间，会有一个专门的填写选票的地方，但是去的人很少，基本还是得拿着投票箱挨家挨户去发选票和收选票，否则就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比例，选举就无法完成。”至于村民大会更是很多年都没开过了，“因为根本开不起来”，一直和村干部关系紧密的村民S 说，“大家都忙，哪有人愿意去。就是不忙，也还不如打打牌聊聊天”。所以，如果村干部有需要，比如为改善村供电、灌溉、道路等条件，需要向群众收取一定费用，就只能与村民代表或者找党员来商议和传达至各个村民家里。至于大队下辖的本应在公共生活空间和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村民小组实际上一直处于弱势，这当然不止是C 村的问题，“近年来的国家法律政策一直朝着弱化村民小组国家性的方向在发展，村民小组在国家制度建设上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3 。另外，因为新农村建设的规划是将土地集体承包给公司或个人以实现土地整合，再加上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比较普遍，所以C 村村民家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出让，只每年坐收出让金。至于给谁承包、出让价格等都需要村委会出面引导和协调。这样，一方面，村民自治有了自己的一定的空间; 另一方面，自治制度和市场因素相结合，使得传统的乡土因素进一步削弱。特别是近年来伴随农村市场的开发开放，C 村的公共生活模式被急速货币化了。

概言之，国家与市场是影响和决定C 村公共生活模式变迁的主要的外在变量，而由于村民小组等公共组织的弱势又无力充分填补国家政权退出后留下的空间，导致市场化和货币化因素日益占据和引导着村民的公共生活，再加上家户生产、市场经济下资源的流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的缺乏，C 村内部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性质与形式则愈来愈趋于原子化和碎片化，“农村的分化使得村民之间的人际关联日益松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连接点越来越少。……这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基本现状。从根本上讲，农民的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甚至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4 。

三、当前C 村公共生活模式的表征

(一) 公共生活的货币化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给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居民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在这方面，货币的力量功不可没。一位17 世纪的葡萄牙商人曾这样说: 货币“在全世界到处流荡……，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 5 。或者说，货币一直在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急速货币化的三十年，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几乎在所有领域所向披靡。

(1) 社会活动基本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随着外务工人员大量资金回流、乡村劳务合作市场化以及乡村经济作物种植技术发展等因素，现在C 村村民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再加上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等政策也直接促使包括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乡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等在内的乡村社会活动的货币化色彩逐渐浓厚，货币已经成为村民支撑、享受以及进行社会活动的根本，其万能之用也已渗入他们的思想深处。而与此同时，本来作为公共生活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公益活动则基本不见或者说根本没有获得发展。采访中，村干部G 就说: “现在农村的吃穿住用一点不比城市差，只要有钱，啥都能买到。”于是，C 村近些年的选举中，免费的、没有任何物质色彩的承诺和人情或友情支持所代表的价值和功能越来越廉价和薄弱，而拿出实惠的、可以看得见的回报的行为则越来越被认可和接受。同样，凡是需要村民出钱的项目，如村公共设施的维修费用、村每年有本地特色或传统的文化活动庆典费用等，筹集起来却相对比较困难，村民普遍倾向于政府或村干部搞摊派而拒绝缴纳。而得到了维修或庆典筹备等任务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市场价位的酬劳才愿意做。正如学者所认为的: “在现代社会中，商品和货币现象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为繁盛、普遍和日常化，货币作为财富、购买力或社会资源的集中象征，已经渗入一切文明判断、文明情结和文明意识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货币，越来越多的人为货币而工作。” 6

(2) 政治生活货币化趋势明显。虽然C 村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选举村干部的活动。但直到最近两次，才逐渐开始规范起来。但也正是从这两次开始，在村民选举过程中，用糖果、香烟等进行选票交易的行为开始浮出水面。而当越来越多的村民把选票交易当成一种生活消费，把选举当成谋利机会或工具而不断得到实惠的时候，C 村大部分村民对此是持认同态度的。如被问及“如果竞争村干部的这个人明显不够格，但是你选了他，他就给你一辆自行车当即骑走或者填他一张选票给100 元，你会选他吗?”得到的答案是完全肯定的，理由是，即使你不选，也有其他人选，你不选就得罪了他，他还会祸害你，而且你还得不到自行车或者100 块。这样选举一次，就可以得到五六百，对村民而言，还是相当有诱惑力的。至于选举以后怎么样，就是以后的事了。村民M 说: “选谁谁，随便填填就算了。反正现在谁当官，我就当谁的民，平头老百姓左右不了。实在不行，下次不选他就是了。”语气之间掺杂的坦然、无谓、无奈暴露无疑，所以，“对于现代民主，具体是谁掌握了权力是无所谓的……，爱谁谁，谁都差不多” 7 。

(3) 社会交往的货币化程度加剧。迎来送往在C 村是常见的，只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下，迎送所附加的物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货币。“当然是直接给钱最便当。你拿东西，对方也同样会现实地掂量价值多少，然后再根据估价所得判断人情冷暖。有的还会很直接地当面问多少钱买的，如果价格低廉，对方脸色肯定不好看。”村民小F 说: “礼钱多少是衡量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人、任何物品的价值似乎都是由获得货币的价值来决定，而且各种货币符号之间的相互转化越来越便利，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人和物只能转化为货币数量关系才具有真实存在的意义” 8 。这样，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以及支付手段等基本职能同时发挥效用。以C 村的结婚送礼为例，礼金以亲疏远近为基本标准，上至几千，下有几十，如果不给或者给的不合乎行情，就会受人诟病，相互关系就会受影响。而要男方备置的彩礼，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从相亲到结婚，整个过程要6 － 10 万左右。很多人因为人情、面子不堪重负，甚至举债，只待婚后再挣钱弥补。更有甚者，为了儿子娶媳妇，因为无力盖新房或者没有多余的房子，父母只好在儿子的新房边上搭上两间低矮的窝棚栖身，期待过几年再做改善。

(二) 社会生存的个体化

1986 年，德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日益增多”的社会中，“幸福生活不再是国家的责任，它取决于无数的个体本身” 9 。社会面临市场的统治，从而将个人再一次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生存的个体化形式和状况正在出现，在个人力量和社会体制机制的分离、冲突、牵制、依存及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为了自身社会生存的目的而不得不遵循“丛林法则”，以防在“社会上和物质上的湮没” 10 。

(1) 公共行为选择的个人主导意识增强。C 村整体上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能说明作为个体的家庭，其经济条件也得到了同幅度提升，相反，近些年来，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村民公共生活参与的行为选择的不同。调查显示，C 村较富者基本都对外联系紧密或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只有春节、庙会期间才会回到村里暂住，因此对村里的公共生活参与程度非常低。但中间人群的参与度同样不高，一方面是熟人社会，不愿意得罪人; 另一方面，村干部的薪水非常低，C 主任自曝自己每月只有200 元工资，对比在外打工可以月收入三五千元自然是“天上地下”。而相对贫困的群体虽然愿意表达自己的意愿，但表达后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而这些与建国前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动员型公共参与环境下的行为选择大相径庭。

在这一点上，表现更突出的或许是流动人口的选票归属问题。近些年，随着C 村在外长期务工人员的增多，流动人口的选票问题一直是C 村选举的一个盲区。虽然可以委托投票，但调查显示，极少有人家在选举前向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亲戚通知和说明这一点。问及此事，回答基本都是: 他们常年在外工作回不来，而且，村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基本也都断了，即使是给他们说候选人是谁，他们也都不熟悉，大老远跑回来只是打勾划圈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大量的外出务工者的选票被留置。也就是说，参选和不参选是自己的事，选谁和不选谁是自己的事，选和不选也都是自己的事。

(2) 选择冲突的自我解决。在村庄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村民普遍认为，当村干部本是吃力不讨好容易得罪人的事，除非公共服务的意愿非常强或者报酬可观，否则自是不愿意碰触。其中的原因除了报酬过低之外，更多的则是因为村庄内人际关系断裂、社会纽带松弛、传统社会整合力量破碎以及外部空间压力增大等导致的村庄公共事务解决难度的空前加大。以C 村近些年来因为推进城镇建设而不断出现的土地补偿冲突为例，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从最初的村民和村大队、镇政府、县政府级别转变为撇开政府权力掌控而直接求助外部媒体进村采访和报道。这样，在既有的宗族制度被打破，对政府处理问题的不满意等的情况下，导致了本来就马铃薯 11 性格的村民更加倾向于自我解决和自我消化这种矛盾冲突，从而更是带来了基层社会整合和治理难度的提升。

同时，如果因为个体需求对外部空间的求助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满足，长此以往，必然是公共生活中人的心灵安全感和立足感的流失。托梅认为，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越来越孤独和原子化，更少地在帮助他人方面审视自己 12 。换言之，个体化带来了自由，但是也带来了有着天然公共交往需求的社会成员个体心理的日益紧张和焦虑。调查表明，近年来，C 村村民对基督教的皈依现象随着村民生活收入的分化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村西头近百余口常驻在家的人中，信教人士从零升至近两成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其中经济条件不理想又没有得到外部如政府福利政策支持的中老年人明显占绝大多数。当因个人的物质生活、人生所欲难以从外界获得满足而心理失衡或者为了“信主可以让自家的猪长的壮、粮食产量高”之类的“承诺”，他们选择了“万能的主”。他们在诸如选举等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属于沉默和失语的一群，也是未来C 村公共生活中特别需要得到关注和关怀的群体。因此，当个体的幸福必须由自己掌控，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又变为桎梏。因为人性对自由并非是无限依赖的，由个体不受约束的自由而带来的自力更生和自我责任，是更加难以承受的。“如果仅仅让个体顺其自然的话，那么，他不会去追求自由; 他宁愿选择依赖……自由通常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种特权” 13 ，以自由、竞争、个体化等为特征的个体解放很容易导致“无能和焦虑这样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因一时的冲动而放弃自己的个性，通过完全把自己湮没在外部世界之中而克服孤独感和无能感” 14 。当然，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宗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承担了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四、C 村公共生活模式的风险

经济条件的显著提高为C 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前提。只不过，在精神和道德力量没有同步提升以及相关制度还不完善的前提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公共生活的货币化和个体化进程就显得非常急进，甚至很多时候令人难以接受，从而为基层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社会危机。

第一，加速了政治腐败。当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到让人们相信货币无所不能的时候，对货币数量的无休止的追求就成为村民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所在。而当本应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货币溢出自己的边界，进入到政治领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腐败、文化的低级与庸俗。通过对C 村近年来选举状况的了解，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虽然糖果、香烟、自行车等代表的货币数量不多，但其蕴含的意义和带来的后果却是不容乐观的。而且最近的两次选举中除了被暗中“指派”的，凡是出了糖果、香烟、金钱的其他候选人都最终当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基层民主已经走偏了，它偏离了当初对民主选举的设计要求，大家选当家人的目的并未达到”。镇里的Z 书记这样说到。此话深切表明，被赋予了资本意义的货币在政治面前必须止步，基层民主选举要想搞好，贿选是无法回避的严峻话题，特别是对收入较低和较高的两个村民群体而言，货币(市场) 因素和现代民主在村级实践中的结合显得异常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也特别容易付诸实施和收获成效。

第二，社会领域被侵蚀。虽然货币自身只是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而言的“偶然的东西”，但是却能最终塑造出一个除了“利害关系”和现金交易，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的货币化社会。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人们的公共生活被货币化了，货币资本正在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关系，其对社会道德的冲击必然加重基层社会的无序化。而近些年来，C村及周边村落频繁出现的强行征地、邻里纠纷等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无一不与物质利益紧密相关，但最终都只能用金钱才能摆平。更确切地说，人们对货币的信任超越了人本身。更甚者，“在现代社会，交换关系代替了传统的由情感关系、血缘关系、信仰关系所控制的日常生活领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日常生活领域的缩小和经济交换领域的不断扩大，交往呈现出货币化的特征。社会交往的货币化导致了‘伦理上蜕化的景象’，引起了伦理上的担忧” 15 。这样，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严重失衡，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关系，即家长的、封建的、家族的、宗教的关系，都已被迫让位于“现金”统治的一切关系。传统的社会秩序趋于解体之后，货币真正成为“人与物”的绝对中介。

第三，村民思维模式和观念的改变。货币的出现、发展是由生产能力、需求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交换规模所决定的。不可否认，最近这些年，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改善，但随着货币冲进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对处于基层社会的民众而言，其所受到的文明意识、道德规范以及人生观等的冲击尤其直观和巨大。村民M 说: “老农民其实都很现实，人穷就被人看不起，一有钱，都觉得高人一等，言谈举止、精气神都不一样，人人都看得起。现在钱这东西当然是多了好。”观念的冲击、改变、解体是一切社会实践转型的重要前提，因此，这种冲击带来的更大的危害是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非文明塑造。“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个人的性格、观点等，也都解体了。”16 这样，个体摆脱了集体的束缚，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也都随着社会个体化力量的增强而被边缘化，村民不再像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中把政府作为唯一且可靠的力量，再加上政府公信力的大幅滑坡，诸如社会断裂等社会风险只能随着货币化和个体化进程的加快而加速。

第四，个体生存压力的增大。个体化带来的不仅是自主和自由，还有自主和自由背后所必须要独自承担的生存压力。资料显示，随着农村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善，农民手头是越来越富裕了，不过开销也越来越大。生产生活的全方位货币化使得对货币的需求日益旺盛，换言之，需求压力带来了货币化贫困 17 。C 村村民年人均3500 元的收入，实际上根本不够用，日渐增强的需求压力不仅使得自家市场交换后的经济作物收成勉强够本，而且还会经常吞没外部资金比如打工得来的货币来源，再加上教育和医疗的需求压力、市场交换和流动的需求压力、现代性消费(如空调、冰箱、汽车等高消费产品已经成为村民生活改善的目标追求) 的需求压力、利益性交换的需求压力等等，粗略统计下来，收入的增加远远跟不上消费的需要。一次采访中，几个村民围坐在一起说到: “我们一年下来也不过几千块钱，但是人情往来、村里这费那费，哪里够用? 说合作医疗，每年每人收30 元，看病可以报销一部分，可是药价随之就高了，30 元很快就精光，报销也必须达到一定的消费额才能报掉那么一点，而且我们本来花的不多，结果医院或者村卫生所上报的数目比我们实际看病支出的要高得多，农村合作医疗都肥了那些小诊所和医院，我们农民基本没啥实惠。还有种田要买肥料，可是肥料价年年看涨; 还要养老吧? 可是我们的地大部分都被征了，给个万把来块钱补贴，可哪里够维持生活?”而这种形势带来的必然是村民对货币数量永无止境地追逐和对C 村构建健康向上公共生活模式的阻滞。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 因为要生存，所以需要货币，而因为没有货币保障，所以无法继续生存。而当生存都成了问题，当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了安全预期，社会暴力和社会失序就不可避免了。

五、结论

必须承认，建国以来我国中部农村公共生活的变迁过程中，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等外部货币因素的作用是形成当下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重要推手，而内部各系统的自我协调、更新和修复机制则相对显得弱势。但本文更倾向于认为，这个过程是内外两种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相应和及相互促进并发展的过程。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首先，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中部农村公共生活模式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这种以高度集权、运动式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公共生活模式是人为的，是不符合民主精神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过这个时期的公共生活空间虽然泛政治化，但却是广阔的，私域被压制在极小的范围。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属于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村民的公共生活空间被大大压缩，群众大会、集体劳动等原有的活动方式都没有了，而代之以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头群众议论为主要途径的表达机制，村民之间交往“圈子化”，娱乐休闲“私性化”，家族性的公共生活“破碎化”。这样的公共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梁启超谓之的本就“公共观念缺乏”的国人的马铃薯性格。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共生活的日趋式微成为对当前农村生活的一个现实判断……，改革开放后，国家试图以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对村庄进行民主化治理并重构乡村社会秩序，但结果似乎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民主化的治理模式及其效果必须要由一定的社会基础与之相适应……不论什么形态的民主，公共生活都是民主得以确立和运行的重要社会基础” 18 。

其次，货币化对塑造我国中部农村良好的公共生活模式和发展该模式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从人类文明史上看，如果不是货币这个“万能之物”的流动性、灵活性和扩张性不断冲击着传统文明的边界，使得工业革命之前存在的利益结构格局、秩序都被晃动起来，导致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诱发了欧洲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变迁，进而由货币转换的资本推动了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人类文明就会停止不前 19 。一方面，建国以来C 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表明，这个过程是现代化潮流下的必然，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倒退; 另一方面，货币化使C 村村民从交易中获得自由，从被土地束缚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货币不仅成为实现个体利益、幸福、自由的最重要工具和最重要动力，由货币代表的文明价值观及其行为方式也成为社会新的重要的价值选择。货币化不仅在形塑着村民个体的理性、竞争、民主和公民意识，也在塑造着现代文明指引下的公共生活。但是，货币化对我国中部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负面作用也是巨大的。比较严重的是，村民普遍性地都希望从任何公共空间谋得可供私人空间消费的货币而不是相反，或者拒绝零报酬为村里的公共生活服务，比如选票交易和村里的公共设施修缮劳动。于是，政治性的公共生活市场化，公益性的劳动生活货币化，非报酬不服务的思维无意识化。

再次，重建乡村公共秩序，促进基层社会融合。意即用公民社会和健康向上的村庄公共生活来对抗乡村公共生活变迁中出现的负面力量。要努力构建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取向的乡村风尚，培育和谐向上的乡村公民社会，增强以村委会、村民会议和村民小组等为主要载体的公信力，切实维护好社会转型期我国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建设真正的基于村民自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从C 村的选举实践来看，村民的“马铃薯性格”在公共生活空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可以通过政治动员和村民大会来实现诸如乡村基层选举和生产生活的延续，那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与人之间原子化、个体化趋向的加剧，原有的熟人社会随着城市化和打工经济的兴起正逐渐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趋减少，C 村的选举等公共行为实际上只能靠用货币、实物等相关联的“宣传”产品来实现。而随着宗族的没落、新一代的外出和逃离，更使得原有的村庄内的联系纽带难以为继，从而村庄的公共政治生活正面临着人际的断裂，也失去了正常化、常规化和持续性，并因此使得村庄的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发展缓慢。

最后，不断提高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一方面，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真正从中获得实惠，增强农民的安全感。在我国农村，虽然生活条件己有所改善，但大多数农民应该说仍处于为生存奋斗的第一层次需求阶段，当有人以金钱、物质利益诱使他们放弃民主权利时，他们往往屈从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出卖需求层次靠后的民主权利，将神圣的选票作价出卖。

只有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提高他们的需求层次。当富裕了的农民需求层次相应上升之后，才会更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即使不能根除贿选，至少也能提高贿选的成本。另一方面，必须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诸如文化娱乐、公共卫生、道路桥梁、水利灌溉等的供给，改变目前状态下严重不足和不可持续的状态，以振兴农村公共生活。很明显的事实是，参加村内民主选举是村民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原子化趋势的加快，村民交往逐渐破碎化，多是小圈子内的交流，而没有大范围的活动。村庄公共生活的日趋式微实际上也直接导致了民主选举发展的步履缓慢，也是相当部分群众对选举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持旁观、无所谓等冷漠态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重振村庄公共生活，推进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的融合和稳定。

【注释】

1.林尚立: 《有机的公共生活: 从责任构建民主》，《社会》2006 年第3 期。

2.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 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346、368 页。

3.4.林辉煌: 《村民小组的社区性和国家性》，《社会科学报》2011 年8 月18 日。

5.转引自Von Glahn，Richard Myth and Realty of China’s Seventeenth Century Monetary Crisi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96，56(2) . p. 433。

6.李振: 《货币文明及其批判——马克思货币文明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6 页。

7.赵汀阳: 《每个人的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144 页。

8.李振: 《货币文明及其批判——马克思货币文明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7 页。

9.［英］ 齐格蒙特·鲍曼: 《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 页。

10.参见［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8 年版，第9 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29 页。在这里，马克思用“口袋内一个个马铃薯”来形容当时法国小农之间独立、缺乏互动的关系。

12.Simon Tormey，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Avenel: Jul，2003. Vol. 2，p. 245

13.Erich Fromm，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0，p. 23.

14.Ernst Cassirer，The Myth of the State. New York: Doubleday，1955，pp. 362－363.

15.禹芳琴: 《浅析社会交往的货币化》，《学术论坛》2011 年第5 期。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 卷)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39 页。

17.货币化贫困是指维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货币的贫困。高货币化和货币化贫困并存现象是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所普遍存在的。

18.夏国锋: 《村庄公共生活: 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鲁西南夏村的个案考察》，《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5 期。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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