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背景下留守农民社会资本的“失”与“得”

作者：黄江泉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农村经济》2012 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18次

【摘　要】在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精壮农民外出城镇务工或定居, 导致现有农村社会结构急剧变化, 作为这一结构调整下新出现的弱势群体—— 留守农民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资源遭受破坏、现有社会网络资源继续向城市流失的局面, 以致其社会结构不合理、社会资本日趋弱化。为提升留守农民社会资本以增强其反贫困与建设新农村的能力, 加强城乡统筹规划且适当向农村统筹倾斜是最根本之路; 同时, 从微观行动层面搭建一系列有利于增强留守农民社会资本的平台, 可以切实帮助留守农民提升社会资本水平及行动能力。

【关键词】 城镇化；留守农民；社会资本；缺失；培育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城镇化浪潮汹涌而持续的推进下, 许多有知识、有能力、有体力、有财富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 留下的绝大多数是那些老妇幼弱病残等所谓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 让这些农民承担起新农村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 其后果可想而知。许多农村地区主要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新村运动之所以仍然老样, 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的“号称乡村运动, 而乡村不动”,因为, 这样的“部队”缺乏运动的气数、精神与能量, 如此下去的结果, 首先, 表现为这部分人不仅不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宝贵人力资源,相反极有可能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需要供奉的巨大包袱。其二,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以前靠农村粗放式增长模式来维系乡、城发展所需资源的平衡现在也很难企及, 只有寄希望于农村生产效率的内在提高来维系乡城和谐有序发展, 而缺乏文化、科技、体力等优质人力资本的老弱病残妇幼等留守农民无法适应这一时代赋予他们的新要求。第三, 从大量农村精壮劳力外出对留守农民这一群体的整体社会网络结构造成最直接与持续冲击进而导致他们社会结构网络资本严重不足来看, 留守农民社会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变得更为艰难, 加剧了留守农民的贫困化趋势。农民的贫困主要根源于他们的自然资源贫乏、个体能力不足以及动员横向与纵向资源乏力, 换言之, 正如有学者指出, 农村地区的发展存在三类资本缺口状况: 资金、人脑与社会资本缺口, 而且, 资金与人脑缺口通过外力植入在短期内可能会得到较好解决, 以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及其规则、信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缺口一旦产生就难以短期修补( 刘磊,2008) 。因此, 本文将在城镇化大背景下, 以留守农民社会资本及其缺失为现实载体,运用社会资本理论, 如实的总结出因农村精壮劳力外出导致留守农民社会资本逐渐弱化的一些表现,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并就如何有效培育与积聚留守农民社会资本从深层与浅层两个层面提供一些个人看法, 为决策层开拓扶贫思路与加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二、留守农民社会资本缺失的表现

鉴于社会资本首先表现为一种包涵联接人数、联接范围以及联接层次等社会网络结构, 同时, 也表现为网络结构框架下的“网民“行动, 包括“网民”参与网络行动的意愿、频次以及彼此间的信任与合作, 还包括对一定社会结构形成背景下所出现的社会规范遵守程度, 因此, 通过一定的文献梳理与实地观察访谈, 笔者认为, 就目前农村留守农民社会资本现状来看, 农村精壮劳动力在城镇化进程下不断外流对留守农民社会资本的冲击与弱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五失”。

1. 网络连接节点“失足”

所谓网络连接节点“失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指由于大量农村人口的外出务工与在城市定居, 留守农民失去了足量的交往、交流对象。这些年, 在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下, 农民工外流进入城市的浪潮一年高过一年。就全国而言, 2008 年, 外出农民工为14041 万人, 2009 年增加到22978 万人,2010年达2. 42 亿人, 2011 年更是高达25278 万人。

而且, 在外迁时, 外出民工已经完成了向城市进军的三步曲中的两步, 从个人外出的单打独斗到夫妻、兄弟姐妹一起外出, 现在正实施着第三步计划—— 举家外迁。如果第三步彻底完成的话, 留守村民与外出民工交往、联系的频次将变得更少, 甚至将完全脱离联系。对于自身而言可能是利益最大化追求下的结果, 对于留守农民而言, 最直接的冲击是他们可以交往的圈内人大大减少。一般说来, 人的社交圈子随加入者的基数增加而呈几何级数增加, 自然, 也随圈子人员的减少而呈几何级数减少。缺少了足可以可交往的人, 给予网络成员以最大化帮助与支持的社会网络功能就无法实现。留守农民为了不使自己孤立起来, 除了踏上外出之路以融入外面更广阔的社会网络空间外,别无选择, 这样的结果使留守农民越来越少, 最后剩下来的便是那些想出去但无力出去的人。另一个不足是指由于外迁人员都属于本地网络圈中具有较强联接能力的人,他们的外流, 导致这种联接功能与凝聚功能缺失, 加剧了整个农村留守农民社交网络的分散性, 农民得到网络支持的功能便随这种外流而显得更为不足。

2. 网络联结质量“失魂”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团体成员通过他们的网络关系获得的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或者文化资源。基于这一定义, 他认为社会资本的量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测量: 团体成员的网络范围和团体成员能够动员的自身或他人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农民的外出迁移, 不仅缩减了现有留守农民的网络连接范围, 而且, 也降低了其本身就很脆弱的固有网络行动质量。而人们希望加入某个或者先赋于某个网络圈中, 主要是为了受益于圈中其他人所拥有的资源, 包括其智力、体力、财富以及社会声望与各种社会资源。从人们对外流人员的考察发现, 这些迁往外地的农民工往往是各类资源相对留守农民比较丰富的农民, 其中许多都是农民中的精英, 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

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对全国2009 年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的检测中发现, 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很少, 而初中文化程度最多,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例提高。2009 年, 外出农民工中, 文盲占1.1%, 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比上年提高1.7 个百分点, 占23.5% 。

这些农民在外迁前常常是当地社会网络结构的中心, 发挥着连接本地农民与外地个体及组织的连接作用, 同时, 也是各种圈内问题的求助中心。从经济理性来说, 这些网络成员的外迁, 是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与开放经济下追求边际效率最大化与进行流动优化重组的必然趋势与结果。就其本人而言,实现了价值最大化。但是, 对曾经受其辐射的固有社会网络圈中的其他农民, 则是一种桎梏, 导致在留守农民圈中缺乏一定的社会资源势能态势, 资源的同质性与低层性决定了留守农民的社会网络圈成了一摊死水,资源难以流动, 凝聚不起, 也吸纳不了外在的活水。留守农民的视野因为缺乏那些农民精英而变得狭窄起来, 一有什么问题也无从求助。再者, 以前借助于这些农民精英传递的一些公益事业信息也无法有效及时传递到农民, 使得这些本来有益于农民的公益事业难以顺利开展起来。Miguel 等(2006) 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与社会资本关系时发现, 劳动力外出流动会降低当地的相互合作和信任, 使传统的意识与习惯、制度受到冲击。整个留守农民社会网络圈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无所立标,无所依靠, 大家比先前更加依赖个体力量本能地生活。

3. 网络结构分化“失衡”

农民的外迁流动, 加剧了农民之间的分化, 这种分化首先体现在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以湖南为例, 从表1 “湖南外出民工收入与留守农民收入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2003 年为1.9 倍, 2007 年达到近3 倍。

表1 湖南历年农村劳务输出人均年收入与本地农民人均年收入比较（略）

其次, 经济收入的变化决定了人们在社会地位中的变化, 他们的思想与心态、生活方式等也相应发生异化, 各自形成富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心理。留守农民的逐渐贫困化, 易于使自己产生自我排斥心里,并与较富裕者保持越来越远的距离, 他们接受优质网络支持的可能性越来越少, 村民网络社会的自然取舍, 最终迫使贫困村民沦陷为社会的最低层而安于其无奈的现状, 这些人将在社会的边缘化过程中逐渐向贫困的深渊迈进。最先研究贫困文化的奥斯卡·刘易斯提出, 贫困对它的成员有独特的形态和明显的社会心理影响。”习惯于贫困的心态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 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而富裕者本身的逐利性决定了他们交往的择优倾向性, 也就是说, 他们倾向于与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人发生联系、形成圈子, 并将这一圈子扩大、网聚更多更优的社会资源, 资源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进行流动与配置, 从而使他们处于资源社会的高层。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导入与推动, 资源的逐利性决定着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如此自然选择的结果, 直接加剧了村民之间的分化, 使贫困村民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匮乏, 其生产生活只能局限于社会的底层, 最终形成一个社会结构失衡的村民社会, 这与我们建设和谐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农村目标背道而驰。

4. 社会参与网络“失灵”

参与网络是指在一定范围中的社会成员( 包括个人、团体、组织乃至社区或整个社会) , 透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相互联结并担当某些行动渠道的关系网络。它往往是某些地方公共事务或者私事得以完成的基本保障, 在该网络行动中, 一般有一个组织核心, 率领全体网络成员致力于达成目标。根据帕特南对参与网络的论述, 参与网络主要有两类: 垂直为主的纵向关系网络与平行为主的横向关系网络。垂直关系网络主要由因实体权力不同而在权威、地位、资源与信息等方面不对称的各等级网络成员组织起来,然后, 通过这些权力的强制性开展网络行动, 一般是高权势者指挥低权势者, 下层居于被依附的状态,下层人的行动显得很不自我; 横向关系网络则是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的参与网络,它是开放的, 表现为跨组织、跨文化、跨民族、甚至跨地区; 它是自发的, 在该网络中心发号施令的人一般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人, 他们不是依靠行政等实体权力对其网络成员进行统率与控制, 而是更多的依靠个人魅力与对地方道德及整个网络自身利益的维护而对他们形成自然的强大吸引, 这种参与网络能有效促进内部合作, 消除社会矛盾。纵向参与网络中的行动有时必须借助于横向参与网络而开展起来, 这是由于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地方恶霸势力在当地产生不良影响而导致的结果。地方政府的政令甚至包括一些有益于当地居民的设想往往难以畅通, 大家常抱以冷漠观之, 最终,只得依靠横向参与网络中的“领袖”完成某些号召任务。换言之, 横向参与网是政府与当地居民开展互动的桥梁, 是培养地方公民政治合作与参与素质的有效途径, 但是, 由于横向参与网络中的“领袖”在城镇化浪潮冲击下流失到城市,其领袖与统率作用丧失, 于是, 对于留守农民而言, 他们的参与网陷入了两头失灵的窘境局面, 对纵向参与网中权威的排斥致使其很难被召动, 而横向参与网因缺乏精神灵魂, 在号召网络成员从事地方集体事物时亦无能为力, 这也是在许多农村地区人们对公共事务越来越少热情的致因之一。

5. 正式与非正式社会规范“失范”

一个地区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规范是该地区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通过反复实践检验而被大家所接受遵循的行为准则, 特别是地方精英的价值取向与行动方式, 在导引地方规范形成中起着相当重要的表率作用, 这些规范准则一旦形成, 对于维护地方合作与社会秩序稳定起着最基本的效用, 尤其是在缺乏正式管理控制的情况下能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 达成相互的沟通、信任与协同, 形成一种整体性秩序。在淳朴的民风中, 村民常常崇尚尊老爱幼、团结友爱等, 但是, 在当今转型时期, 地方政府的剥夺而非服务型形象令当地居民对之失去了起码的信心, 加剧了农民的功利性与自利心, 也恶化了村民间的基本信任关系; 尤其是网络精英的流失令其他网络成员失去了榜样的参照以及所具有的自发凝聚力与规范力,结果导致各种失范现象滋生, 例如,人们集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淡化, 对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 基于亲人圈的传统观念更加被紧缩; 助人为乐、救人于困境的传统道德观念日趋淡薄。

总之, 在城镇化推进下, 我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存在普遍下降的趋势, 其结果是对农村地区社会发展造成了太多制约, 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民特别是留守农民的利益表达, 降低了农民的行动能力与政府对农村资源的整合能力, 不仅不利于乡村治理,而且也不利于城镇化的有力推进与现代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 加强留守农民社会资本培育是整合地方资源、充分挖掘留守农民潜在资源、更好地建设新农村的基本保障与前提。

三、提升留守农民社会资本的途径

重获留守农民社会资本, 不仅只是要回复到传统社会资本中的狭窄而低层的熟人关系网络圈, 而且要在新形势下建立起符合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需要的新型社会资本体系。在该体系中, 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建构一个具有势能的、人文生态的、能增强留守农民生存与发展能力的社会结构网, 拓展其可发生交互的社会结构网节点, 增强各节点参与社会网络互动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扩大居于优势位态的结构网点对整个网络的辐射范围及辐射能力, 缩短节点间距离, 增加节点间可连接的直接性,消除影响网络节点连接的各种硬性与软性障碍, 使留守农民能融入一个具有开放性、通畅性、自增强性、合作性、互动性、辐射性、可支撑性的社会结构网。为构建此社会资本体系, 最基本的做法是政府应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具体如下:

1. 统筹规划乡城社会资本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历来实施偏向城市的发展战略,这在我国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应有的战略,对于我国工业化与目前及未来城市化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但是, 当城镇化大步推进,工业化处于中等发展水平时, 农村的发展现状相反成为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瓶颈, 此时, 如果不转变以前的发展思路, 仍然像以前一样过于从农村地区吸纳资源以用于城市建设, 那么城市发展将因为农村地区资源的不足而难以支撑, 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后果, 对此, 中央有所意识,这可从中央历来发布的一号文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中可以看出, 但是, 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 中央的重视以及随之所采取的一些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与举措, 不足以阻挡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强劲发展态势对农村地区资源吸附所引发的资源流向城市趋势, 以致使城乡发展仍然处于资源严重失衡的状态。不论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矿产资源, 都源源不断流向城市与工业,尤其是最富有活力的农村人力资源, 随着它的大规模向城市集聚, 不仅带去了农村地区优质的人力资本, 而且也带去了他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资本, 新农村建设所需资本严重不足。对此, 仅靠转变先前城市偏向发展思路是不够的, 采取一些财政补贴等临时性举措也根本解决不了我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日渐破落的问题。笔者认为, 其中最根本的应该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 而且重点应向农村统筹。统筹时, 我们应该遵循资源流向配置边际综合效率最大化原则, 让流动中的资源在城市与农村获得同样的最大化收益,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农村地区许多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盲目流向城市的局面。资源丰富的农民在向城市流动时总体来说是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 但是, 也有许多是盲目流动的,他们在城市所获利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巨大, 相反, 他们因为在城市陌生环境中无所适从而抑制了自身潜能的挖掘, 如果政府能在农村地区给予这部分人以充分施展的社会环境, 那么将大大吸引住这部分人留在农村以释放他们的潜力, 也能使他们带领其他留守农民建设自己的家园, 这是培育留守农民社会资本最基本的思路之一。如果没有一定的“能人”参与, 农村现代化建设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由于有了这些精英农民的留驻, 对于构建富有资源动员能力的社会网络并推动其参与地方各项事业与新农村建设是一种基本保障。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表明, 农村现代化可以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时并进, 并在城乡统筹中, 倾斜一些资源于农村的发展可以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我国现在人均GDP 已经接近韩国20 世纪70 年代后期, 这相当于韩国新村运动初始时期, 因此, 在城乡统筹并适当向农村倾斜的总体思路指导下, 进行一定的激励制度设计, 将城镇化进程中向城市流转的农村资源予以适量“截留”,以丰富农村资源网并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进而确保我国新农村与工业化、城镇化和谐并进的时机已经成熟。

2. 搭建社会资本培育平台

(1) 拓展村级教育事业, 增强其网络行动能力。留守农民社会资本不足的主要表现是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不足进而导致其在社会网络中参与资源互动的意识不强、能力不够, 因此,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与方式, 以增强农民自身的思想素质、智力素质以及交往素质等人力资本。在规划农村地区教育发展时, 主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 在继续实施义务教育的同时, 将重点放在一些义务教育的软硬件条件的完善上, 包括优秀教师的引入、办公环境的改善、教学手段的信息化等等, 让留守儿童与村民享受与城市学员基本一致的“教育福利”,这是增强留守农民人力资本的基本保障之一。其二,针对留守农民个体职业以及地方事业发展需求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培训, 拓展其受教育内容, 改变目前农民培训流于形式的局面, 依托地方职业中等院校与村办学校, 大力发展面向农村就业的园艺、农技等实用性极强的职业教育, 促进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适应新农村变化, 让培训、继续教育、夜大等只有在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也能真正辐射到农村。第三, 建立引导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帮扶制度, 成立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基金, 尽量减少农民个人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基本公共费用支出, 加大个人对人力资本投入激励机制的建立, 形成一定的农业专业性套牢效应, 循环累积农村人力资本, 为增强留守农民动员网络资源能力提供人力资本基础。

(2) 规划聚居地, 加强村民凝聚力。我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广大农村居住较为分散, 居住条件的分隔状态局限了农民的思维方式, 加剧了村民的自我封闭以及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冷漠。因此, 在村民中间很难以推行新的思想与做法, 集聚大家力量以谋求某件公共事务也越来越艰难, 再加之精英农民的外出,更遮盖了村民的视野, 使得他们在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比较中显得很迷茫甚至短视, 因而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一个不能及时接受新思想、新主张的民族与村落、一个不能采取集体行动的民族与村落是很难以有发展和希望的。

为此, 我们应该从地理上打破他们彼此难相往来的局面, 让村民聚居起来, 增加他们的交往机会,加强村民凝聚, 增强他们在互助中改变自身的能力。目前规划村落聚居、改变村民分散、加强村民凝聚的条件开始成熟。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外迁, 许多村落空心化严重, 而那些在外赚了钱准备在家修建新房的民工, 在选址时一般将考虑那些交通方便、人气较旺的地方, 因此, 乡、村政府应该对村民的新旧住宅地进行统筹规划, 加强对新批宅地的指导与规划, 尽可能让新建房屋集中起来, 再通过一定的文化教育、医疗、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进一步增进村民的聚居, 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地带, 进行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 扩大城市对乡村的辐射范围, 让村民享受城市聚居所带来的一系列便利。这样不仅可以将空心化村落恢复起来以用作耕地或其他派场, 还可以克服村民孤立状态, 增进凝聚力, 形成规模聚居效应, 促进村民规模生产与生活, 为丰富村民社会资本打下坚实的自然居住基础。

(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村民全面通达。我们在农村调研时发现, 许多中西部偏远地区农民由于交通等局限, 其市场化进程受到了严重阻碍。到了2006 年, 我国仍然有4 万个建制村不通公路, 数亿农民买也难卖也难。湖南至今还有5千3百多个村不通车, 山里的特产运不出去, 外边的生产、生活用品运不进来, 市场流通周期非常漫长。一些偏远山村地区鉴于自然生态环境好, 于是建立了许多无公害蔬菜基地, 然而, 因为这些基地与外面交通要道的连接不畅, 农民尽管从基地建设中看到了希望,但是,交通的不利导致了这些基地兴而复衰。而农民自身的思想与现状, 使得他们难以对诸如交通、水利、电、饮用水、通讯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多资金, 使得农村基础设施非常薄弱, 大大迟滞了农村市场化推进, 而市场化的广度与深度是村民进行有效交往、交流与互相依赖的一个最为直接、有力的载体,人们在结伴而行的赶集与交易中增进了有关信息的传递, 加深了相互了解, 深化了情感, 但是, 出行不畅, 使得这种在市场推进下应该取得的社会效益无法实现。再有, 在一些非常偏远的地方,电话信号相当脆弱, 通讯内容很单调, 村民除了用来联络外出打工的亲戚外, 别无其他用途, 而且, 由于座机及通话费用居高不下、话费缴存等不方便, 许多开通了座机的农村用户又取消了电话, 村民出于话费节省的考虑而置通话带给人们的交流便利于不顾, 一定程度制约了村民的即时交流。诸如此类局限, 弱势的农民是难以解决的, 需要政府通过财政倾斜加以改善, 为加速农民的市场化、现代化进而增进村民的社会交往提供有利的基础设施。

(4) 发展合作组织, 推进村民合作。由于农民精英的大量外流, 更加剧了留守农民的分散性与个体性, 以致如此背景下的中国农民很难以被有机组织起来, 许多公益事务难以有效推进, 这也可想在中国农村进行有组织性活动的难度, 特别是在缺乏精神领袖的情况下。但是, 为了改变自身的状况, 农民惟有联合起来, 形成合力, 才能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微弱处境, 才能在大市场下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根据世界银行的经验, 如果要帮助一个地区发展, 不调动其中的人们主动参与, 那么其发展是缺乏可持续的,不能根本扭转其局势。因此, 大力发展各种合作组织是凝聚农民微弱力量参与自身更好发展的基本保障。从目前的事实看, 我国许多地区开展过一些合作组织, 但是, 基本流于形式, 导致很多农民被排斥在组织之外, 而有些农民则进而又退, 所有这些, 需要政府本着更加务实的姿态, 引导农民加入各种合作组织并管理运营好这些合作组织, 发挥它们调动农民积极参与各项地方事业发展的效用, 挖掘留守农民的潜能, 增强其反贫困能力, 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5) 利用村民活动中心, 积极引导农民健康交流。现在的村民一般很少去邻居家串门, 即便玩一些例如打牌等娱乐活动也很少聚居在他人家, 村落的各种商店便成为了大家聚会聊天打牌的地方, 但是,以商店为村民活动据点也受到很多限制, 比如生意的限制、商店家人的限制以及村民对他人家(商店属于他人私产) 的一种排斥性, 其实, 这里只是一个”无奈”的聚会中心。为此, 村里应该为人口聚居的地方设立一些公共聚居活动场所, 例如在农村兴建各种村民活动中心。在这些地方, 不仅利于村民聚集聊天散心, 而且可以通过一些包括健身、读书等活动, 为村民在此开展各种积极健康的休闲活动提供保障,由于属于大家的财产, 这里可以被大家视为自己的家, 一定程度上为大家话长理短的开展交流提供很好的平台。

然而, 很遗憾的是, 我们在调查时发现, 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以及管理的疏忽, 许多地区的活动中心基本处于荒废状态, 几乎成为一个应付上级检查的摆设品。因此, 乡、村两级干部应对此进行深入检查, 盘活村民活动中心,让它真正发挥聚集村民健康互动效应。

四、结论

城镇化的推进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 但是, 它不应以牺牲农民特别是广大留守农民为代价,由精壮劳力外出导致留守农民社会资本不足既有客观因素的助推也有主观意识认识不够的原因, 既有政府的政策方向导引高度不够的问题, 又有社会帮扶机制不畅的问题, 也有农民个体自身的局限问题,因此, 我们必须从深层与浅层两个层面予以切实培育与提升留守农民社会资本。不仅要有城乡统筹规划且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的指导思想高度, 又应该有通过学校教育、精英引导、健康而有效的合作组织组建、便于社会网络结构延伸与通达的一系列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等微观可操作性举措, 以切切实实系统性增强社会结构网对留守农民的结构支持功能, 让留守农民成为自己家园的积极建设者而不是守望者抑或没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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