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解读——兼谈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作者：张乐天、陆 洋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18次

【摘　要】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见解，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研究;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相生相依的，双方共同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秩序 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地方秩序中，农村基层干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剖析农村基层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实践，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深层次的学术分类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互动; 地方秩序; 农村基层干部; 乡村社会变迁; 国家政权建设

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村政治的主要理论视角。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所取得的众多学术成果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基本定论，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黄宗智，2003) ，而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本来就是相生相依的，双方共同造就的地方秩序才具有性质上的自在性和逻辑上的自洽(刘金志、申端锋，2009)，国家与社会相互间的互动更充满了多元复杂性，起码在形式上它可以包括相互间的妥协渗透调和与共生(周晓虹，2010)。许多学者在采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路径研究中国农村政治时，都非常强调农村基层干部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对这些乡村精英的研究来反映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特点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然而，大多数学者只是从某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入手，横向分析在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方式和特点，还没有学者针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六十多年发展进程，对其间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分类与分析。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中国浙北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对这一类型群体进行学术分类，从而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一、中国地方秩序: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是西方研究地方政治变迁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脉络可溯及黑格尔与洛克，这使得该研究框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即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认为它具有组织资源推进发展的“行动者”角色；社会中心论则认为发展的动力存在于社会之中，国家对于社会是一种限制性力量，因而它的干预越少越好。这些讨论的分歧点在于国家或社会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受到对方的制约，它们中的哪一个对社会变迁具有主导性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被海内外的许多学者用来研究中国农村政治问题，他们的研究视角已经从一开始的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逐渐发展到被广泛认同的国家与社会互动论。马丁·怀特最初尝试了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路径，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国家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非常艰难的(Whyte，1974)。而采用国家与社会互动论对中国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则是赵文词(Richard Madsen ) 和 魏昂德(Walder,A.) ，他们都通过经验研究证实了国家与社会处在妥协和渗透之中。赵文词在《陈村: 毛泽东的中国一个农村公社的近代历史》(Madsen ，1984) 中通过对村干部行为的描述提出，中国的社会在被国家改造的同时，也在深深地影响着国家。魏昂德研究的虽然是中国城市的工作单位，但他发现了类似乡村的情况: 传统文化和社会以各种方式获得了再生，工厂体系中也存在一种带有互惠性质的“庇护关系”，这使得国家的运行并不主要依赖现代科层制度，而是依赖受传统影响非正式的个人关系，他所提出的“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 (Walder,1986) 概念深刻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鲜明地批判了此前流行的共产党国家“君临天下”的“极权主义”理论。

不过，最能体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是黄宗智的“第三领域”概念，而这一概念的产生源于黄宗智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批判性发展。黄宗智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解为占据着两种不同的区域: 一种是在与国家的对立中漫化出来的区域，即“资产者公共领域”，在这里，公共领域仅仅成为了(市民) 社会在其反对专制国家的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扩展，仍然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中；另一种则定位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在这里，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产生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这样就形成了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的三分观念这样，两个区域所涉及的变迁动力学也就有所区别了: 在论及“资产者公共领域”时，哈贝马斯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变迁，而忽略了国家变迁；而在论及公共领域的结构化变化时，哈贝马斯把社会变迁和国家变迁都考虑进去了，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二分”的 瓦解(黄宗智，2003)。

然而，无论是特指还是宽泛含义，黄宗智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都难以真正适合分析中国。所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黄宗智从其中一个核心问题着手，即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两方都参与其间的区域，提出了“第三领域”概念。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范畴，是可以清晰地从理论上界分出一个有别于国家与社会的第三领域，它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黄宗智，2003)。这个理论概括源自黄宗智对清代司法体系的考察。他发现，清代的官府在处理司法纠纷时，存在一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对话机制，也就是在带有成文法典和官家法庭的正式审判制度与通过宗族/社区的民间调解制度之间，有一个半制度化的中间领域，而大部分的司法纠纷都是在这个领域解决的。因此，“第三领域”概念意在把中国的社会 政治体系设想为“一个由大小不同的三块构成的垛子。顶部小块是国家的正式机构，底部大块是社会。两者之间的是大小居中的第三块”(黄宗智，2003)。黄宗智认为，这种模式不仅适合解释封建制的清代，也适合解释现代化的当代，而且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的合作还在不断地扩展与制度化。黄宗智不仅看到了国家与社会在乡村政治中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更逼近了中国传统社会地方秩序的维系机制。

“第三领域”概念启发了不少中国学者，他们看到了国家与社会互动后可以形成第三种解释路径，即国家权力与地方性知识汇合成了一种“地方秩序”—— 这是乡村社会秩序及其机制与逻辑，其中既有“国家”又有“社会”，既不是“国家”更不是“社会”，它弥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断裂，这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中国地方秩序的传统，而不是在源自西欧经验的“国家-社会”二元框架里摇摆，更加贴近中国基层政权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我们研究乡村政治提供了一个新取向。

自秦汉以来，传统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且发展出了完备的官僚制；但是由于“皇权不下县”，所以县级以下的治理都是非正式的家族乡绅主导，县级以下行政官员因其任命也是由社区举荐之后政府认可的，他们的职位是立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受到两方面影响的。这样一种治理模式被学界称为“国”与“家”的双重统治。费孝通把这种中国传统政治体系总结为“双轨政治”，即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另一个是地方自治体系，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无形轨道，士绅可以从一切社会关系: 亲戚同乡同年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费孝通认为，在这种“双轨政治”的格局下，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不是国家直接统治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如同欧洲“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那样与国家对立的自治的秩序空间，而是与上层政权持有共同秩序观念的一个整体(费孝通，2006 ) 对于这种统治模式，黄宗智也在其“第三领域”概念的基础上也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黄宗智，2008) 的观点，他认为这个来自中华帝国的简约治理遗产，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乃至现今的改革开放时代。

这种延续性确实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证实。Potter夫妇在研究了中国东南部农村的家族制度后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的家族制度发生了很多表层的变化，但是其深层结构却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从未受到根本的冲击，并为现行的政策所支持(Potter，1990) 。这表明，国家权力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对地方秩序的改造也是有限的，国家只是重组了地方秩序，并且有意利用地方社会的一些非正式特点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是无限制的改造。杜赞奇的“经纪人理论”(杜赞奇，1996) 观点中农村干部所具有的双重经纪人身份，也体现了这种治理模式的延续。该观点认为，基层政府代表国家与农民的直接互动，所以它既是国家经纪人，代表国家利益，同时也是农民经纪人，代表农民的利益。杜赞奇认为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网络，导致乡村领袖从“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的转变，即从代表自己社区的利益并保护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转向借用国家的支持而中饱私囊、鱼肉乡里。在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中，张乐天也发现虽然国家的触角伸到了生产队这一层级，但基层治理仍然不是官僚制的方式，而是充满了地方性和非正式性。“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是新的制度设计与传统村落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时期的制度模式。村落的农民用传统的目光看待公社，他们在服从公社的同时总保留着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 张乐天，2005)。张静更是认为国家政权并没有成功进入乡村社会，因为“通过政治革命，基层权威换了一批又一批，一些人沉下去，一些人浮上来，但乡村秩序在新的说辞下仍按照基层社会旧有的惯例进行着”(张静，2000 )。吴毅借助“村庄场域”的概念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界定为国家权威与社区权威的互动，由此塑造的村庄秩序是包括村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结构和状态(吴毅，2002)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基层治理和地方秩序的常态。

从以上这些理论和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地方秩序，这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而农村基层干部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因此，通过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研究，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国农村政治的运行模式和乡村社区的发展与变迁。本文试图通过对浙北农村的个案研究，具体剖析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加深入与细致的学术分类来解读新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变迁，并进一步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二、农村基层干部的四种历史类型

1951年初，中国浙北农村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通过民主建政，一大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贫苦农民掌握了农村基层权力。从此，新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以自己的实践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变迁，成就了当今浙北农村的繁荣与富。回顾这六十多年的历史，我们深深感慨于农村基层干部群体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风格，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角色定位几乎每隔十五年就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因为在这一代代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转换背后是中国乡村社会经历跌宕起伏变迁的历史走向。

(一) 1951-1965年: 感恩型“土改”干部

1949年4月浙北和平解放，新政权开展了减租减息、剿匪反霸、“破四旧”等运动，最大限度地打掉解放前留下来的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南下干部”们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在道德上征服了广大农民，通过诉苦激发起贫苦农民的“阶级感情”与革命热情。

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3月进行的海宁县土地改革(简称“土改”) 运动打倒了地主和富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房屋家具等财产，无偿分给了贫苦农民。1958年的一则记录描述了当年贫苦农民的心情。“这是千年来的第一遭，哪个农民不快活? 荆山乡贫农王宝芳土改前种田没有土地，睡觉没有房子，土改后分得了土地还分到两间房子，同时分到一套家具和一套农具，从一个烂摊子变成了一个整齐的小家庭。因此，他欢天喜地地说: ‘我有今朝一日，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翻身”的宣传更激发了许多贫苦农民对新中国的感情，斜桥区河石乡有一个老人张兰英，把原来挂在家里侍奉了几十年的观世音菩萨抛掉，改挂了毛主席的像。她说:“拜了一世菩萨，烧了上万支香，叩了几千个头，菩萨没有保佑我儿子交好运，还是靠毛主席的福才分到土地。”联民村一带有人拿着铁耙到庙里打菩萨，他说现在菩萨没有用了，毛主席才是“真命天子”。传统的农民用传统的方式“感恩”，海宁县形成了的感恩气氛，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海宁县一大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农村基层干部涌现了出来。土地改革胜利以后，在海宁县内被提拔为乡干部的有1079人，其中乡长47人、副乡长31人、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01人； 被提拔为村干部的有 人，其中雇农62人、贫农3109人、中农2203人、其他182人。新干部在海宁农村基层政权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人们后来把那个时代的农村基层干部统称为“土改”干部。

“土改”干部们或多或少地为感恩的情绪所左右，不少人甚至有点“侠义精神”。他们“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有许多人“没日没夜”地为党工作。一则写于1996年的文字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土改”干部们的实践。在那个时候，根本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一生产小队有人偷卖树木到杭州，乡政府和社管理委员会研究叫我与钱浩荣两人到杭州去追回来。去了四、五天，也不拿补贴和工分。思想上认为，完成任务已经很高兴了。1957年，右派攻击联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杜三喜，造谣说他 贪污100元.乡政府认真调查研究后澄清了事实。但是，杜三喜怎么也不愿意再当社长了。乡总支副书记朱松芬动员我好几次，我们不站出来，叫啥人站出来呢? 当时，我想起了解放前在政治经济上受压迫遭剥削的情景，想起了在部队里集体与个人立功的表现，也想起了部队首长保持荣誉的嘱咐。我决心在农村积极地搞好农业生产建设，领导好农业合作社我就担当起高级社社长的责任 那时候，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合作社猖狂进攻，江子松到社办公室骂人敲桌子，我也没有叫苦。有一次，我和朱松芬研究工作时，突然飞来一块石头，打在门上我们冲到门外，没有找到丢石头的人。我每天到社办公室后，都不从原路回家。开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直到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担任了祝会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

“土改”干部们因感恩而“遵从”，很多人不惜牺牲个人与家庭的利益。他们的“革命干劲”推动了农业合作化，协助国家有效地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嵌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执行国家的指令，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土改”干部是名符其实的农民，他们的言行举止带着明显的地方特征，他们的任何实践受制于村落传统与“地方性知识”，体现着中国农民的生存性智慧。

粗看起来，“土改”干部和很多贫苦农民的行为只是“服从”上级的号召；仔细观察却发现服从的背面有许多传统的故事。1952年底，陈家场的长辈二和尚从会龙桥回家，他打算根据上级指示创办互助组，于是他首先找了陈家的晚辈们。因为他知道，自己族里的晚辈会买他的面子。就这样，陈家场的第一个互助组很快就办起来了。1953年，太平村村长贾维清带头办明星初级社，他发动村里最贫穷的人家，告诉他们办合作社可以得到国家的“预购定金”、化肥，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原联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谈到农业合作化的时候说: 我永远记得1955年秋天的那次会议: 毛主席批评一些农村干部像小脚女人，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走一步，摇三摇这句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就整天想办法搞农业合作。他的行为体现了传统农民的智慧: 最安全的是行为是顺潮流而动。

如果说“服从”的行为也带着传统的风格，那么干部群体的另一些行为也反映着这个特点。读一读“四清”材料可以看到，当年土改干部的行为粗暴，动不动就体罚农民。例如，联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阿三1954年4月吊打了四队社员张桂芳，因为他发现张桂芳是个小偷，又不肯交待。1961年7月，刘阿三又吊了七队社员陈伯金，因为刘阿三发现陈伯金到杭州旅馆过了一夜，把房间里东西全部偷了，回到小队里以后，又偷山茹，砍桑条，所以要把他吊起来，吓吓他。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放松了对于农村的控制，更多地让农村基层干部们 灾后自救 如何“自救”? 他们的所有方法都来自乡村生活的经验，从分田到户、投机倒把、长途贩运，一直到敌我不分、铺张浪费。于是，报恩的“土改”干部们创造了乡村的巨变，还有效地带领农民走出了灾难，却也把自己推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二) 年: 革命型四清干部

在农村地区，“四清”与文化大革命是直接针对“土改”干部的运动，在这场斗争中，一批在“四清”时期崭露头角的年轻人不久以后登上了农村的政治舞台。他们善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巧妙地用毛主席语录、特别是毛主席“最新指示”打击别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熟知革命的话语符号，不断地建构出具有革命风格的“表述性现实”(黄宗智，1998)。1966 年以后，他们成为浙北农村基层干部的主体。他们后来被统称为“四清”干部，并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著称。那个时期的机构名称也具有“革命性”: 人民公社一级被称为革命委员会，大队一级被称为“革命领导小组”。

与“土改”干部群体相比，“四清”干部年纪轻，大多数人只有二十多岁。他们学历较高，部分人具有中专学历或者高中学历更重要的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他们建构了一个革命话语胜似革命行动的时代，一个“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稳定运行的时代。

“四清”干部们不断地在农村展开“阶级斗争”。从1966年到1976年，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部们打了一个又一个“战役”: 从反对“二月逆流”、“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 一直到“批林批孔”。 这些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清理阶级队伍几乎成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一场“地震”。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联民大队的“四清”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李张堂担任大队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组长，清阶领导小组物色那些出身好表现积极的人组成了大队与生产队两级“群众专政小组”(简称“群专组”)。在清阶领导小组的直接布置下，联民大队的“清理阶级队伍”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时的口号是“车干河浜抓黑鱼” ，实施方法是“外调内查”。生产队里的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受到了“群专组”的审查: 查“祖宗三代”，查个人经历，查亲戚朋友。凡是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都要作“彻底交代”，讲清问题，还一个历史的清白。联民大队陈家场在顾礼忠家建了一个“隔离审查室”，“群专组”在这里审问清阶对象，如不老实交待，还会被关闭起来隔离反省。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陈家场竟然有7户家庭被抄家，被抄家的家庭占七分之一，其中有几户家庭还被封了房子。

“四清”干部们熟知革命的话语，把农村的革命气氛“搞得浓浓的”。翻阅那个时代的工作笔记可以看到，公社或者大队里召开任何会议布置任何工作，他们都首先要讲一讲革命的大好形势，讲一讲毛泽东思想，讲一讲革命。他们组织农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毛主席语录。联民大队有一次组织“学毛选竞赛”，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因为一位普通的农村干部一口气背出了“老三篇”和数十条毛主席语录。他们组织了公社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革命的歌声响彻广阔天地，英雄人物时时出现在田头地边。当然，更让大家难忘的是那些根据身边的事迹编写出来的小品，那些熟人演出时的腔调。他们安排刷革命的大标语，画革命的宣传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联民村的老人们还会说: “张大江的标语写得最好。”而张大江在当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然而，与“表述性现实”共存的是“客观性现实”(黄宗智，1998)。在浙北农村，四十多户农民家庭组成的生产队就是一个自然村落，或者一个稍稍改变了的准自然村落。这种“村队模式”(张乐天，2005 ) 的生产队建制确保了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的基本秩序，也使四清干部们清晰地意识到，他们锅里的饭碗里的肉都要靠生产队里做出来。“革命不能当饭吃”，要吃饱肚子，就要种好田里的庄稼。他们在唱着革命高调的同时，也对生产队中的各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人还参与了“瞒上”策划。例如，联民大队党支部委员蚕业干部李幼宝年年与陈家场的生产队干部一起，组织农民砍掉桑树，减少桑园面积，以增加粮食的产出。而陈家场每年上报大队的全年计划中，桑园面积一直是83亩。有趣的是，那时候，在公共场合唱着革命高调的“四清”干部们也不会忘记祭祖请灶家菩萨。在婚丧嫁娶的“相帮人”中，他们还会是发号施令的“头头脑脑”。革命的“四清”干部与普通农民们一起，建构出一个特定时代中的剧场社会。

(三) 1983-1997年: 赢利型农村干部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浙北地区的小伙子们就纷纷“弃农经商”，外出“学生意”，所以浙北及其周边地区的集镇都生意兴隆。浙北农村的商业传统也延伸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到70年代中后期，盐官地区的社队办企业遍地开花，甚至有人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办起了私人企业。当时，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已经影响了生产队里的农业生产，从而危及了人民公社制度。源自公社制度内部的发展经济的冲动，不时地突破公社制度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央最终改变了农村政策的诱因之一。

在浙北的盐官地区，人民公社内部早就有人“挖空心思赚钱”，但是他们不仅得不到重用，还时不时受到批判。1983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国家最终废止了人民公社的农业经营制度，于是乡村政府也把目光转向了乡镇企业，一批“有商业头脑的人” 迎来了他们得以施展才能的 机 会，其中有一些人走上了政府领导岗位。正是这些赢利型农村干部的经济行为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

盐官人一谈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提起到的就是联民大队的王海章 王海章原是上海救护车厂八级钳工，1962年下放回乡种田。但是，他人在田里干活，心里却想着自己在工厂的手艺，所以他经常主动去修农具，或者到打铁店帮忙。1966年，王海章与另外几个下放工人一起，在会龙桥的一间草棚里造出了一台稻麦脱粒机，当年的《海宁日报》曾以通栏标题“草棚里飞出了金凤凰”专门为这一创举作了长篇报导。在受到各方面的肯定后，王海章与几个下放工人一起筹办了红江人民公社农机厂，生产出了农用电动机。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他曾努力引进上海的技术，试图生产救护车，结果却遭到批判。他说，当年是“上海汽车，又气又错”。不过，之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他带来了真正可以施展才能的机会。他担任了盐官乡规模最大的乡办企业“海宁客车厂”的厂长，在国内汽车供应十分紧张的年代，该厂生产的汽车供不应求 。当年，进入盐官镇的路口有一块很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天下奇观海宁潮，奇观汽车天下跑”。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与几个下放工人在农机厂带了不少学徒，这些农村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成了乡镇企业的骨干，农机厂则成了盐官地区乡镇工业的“黄埔军校”。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盐官地区另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叫张士生。他是联新大队红旗生产队里的一个普通农民，曾经是生产队里的“刺头”——身强力壮，却不安心在生产队里干活，还会讲一些怪话。他老喜欢东溜溜，西走走，看看做什么可以赚钱。1976年，他竟然发起成立了一个私人修船小组，专门为生产队里修理破损的水泥船。他通过关系开后门买来水泥，又到一个国营企业的仓库里半买半偷地搞来一批旧电缆，就展开了修船业务。他的生意很好，当年就赚了很多钱，但是这在当年却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1977年底，张士生不得不把修船小组“送”给了大队，但仍由他来经营。于是，他很快成了联新大队队办企业的负责人，不过却步履艰难。又是改革开放政策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先后办起了玩具厂、小五金厂、汽车修理厂、汽筒厂等等。由于张士生的经营业绩很好，他很快就成功入党，被推选为联新大队党支部委员，还被选为海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联民村的农民常说“真金白银可是硬碰硬的事”。 改革开放初期，浙北乡镇工业的发展选择了集体经营的模式，这其中需要一批有能力的经营者，也需要一批有经济头脑的农村基层干部。于是，一批赢利型农村干部脱颖而出，正是他们创造了浙北地区20世纪末期的繁荣。浙北农村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缺原材料，也缺销售渠道。然而，凭着赢利型乡村干部们的努力，趁着城市改革滞后之际，乡镇集体企业出现了短暂的黄金期。但是，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乡镇集体企业面临着转制的选择。由于有了温州发展的经验，浙北地区集体企业的转制采取了“租赁、拍卖小微亏企业，对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企业都“私有化”了。

(四) 1998-2011 年: 服务型农村干部

世纪之交的浙北地区，乡镇集体企业正进行着艰难的“改制”——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代表全乡的农民大众，还是企业的全体员工? 企业的领导或者农村基层干部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集体? 企业员工的压力促成了最初股权分散的改制——这种改制承认企业员工对集体资产积累的贡献，其中，企业的领导贡献大一些，他们理所当然可以多拿一些股份，但也就是员工股份的三到四倍。

“股权分散”的改制结果是“改一个企业，垮一个企业”。现实的压力迫使改制的方法变为经营者拿大股，因为对员工来说，企业垮了，股权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促成了浙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转型，也使浙北农村最终实质性地结束了人民公社制度。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党政企合一，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业经营脱离了党政，而集体企业转制也让党政企合一的乡镇企业脱离了党政系统，人民公社体制才算真正终结了。

体制的改变影响了干部的构成，也迫使干部们改变了原先的行为方式。20世纪末，浙北地区的乡村干部出现了分流: 部分干部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有些受到惩处，大部分则退隐回家;部分干部因为年龄大，便退休回家; 还有部分干部抓住了改制的机会，下海做私营企业老板；最后剩下的部分年轻干部最终成为新世纪乡镇干部的骨干。

乡镇干部与企业的关系从直接参与经营决策，转变为给企业发展提供服务。我们甚至从乡镇干部上班方式的改变中看出两个时期的差别。以前，干部大都住在乡镇中，他们需要直接参与洽谈项目，讨论经营决策，寻找销售渠道。每天晚上，可以在很多饭局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夜深人静，有些办公室中还亮着灯。现在他们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大多数乡镇干部住在海宁市区里，他们早上开着车来镇里上班，下班后则准时回家，少了很多应酬，也少了很多烦恼。

目前，服务型的乡镇干部主要做三件事:

其一，制订乡镇经济宏观规划，为乡镇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促进GDP的增长。2000年以后，海宁市各个乡镇都面临着发展经济与土地资源紧张之间的矛盾，为了给工商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土地资源，各个乡镇都积极制订规划，以促进土地流转。下面一段话摘自浙北的盐官镇政府年的政府工作介绍，从中可以看到基层政府的努力。

一是确定一个规划。在充分调查民意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确立“1+1”新市镇新社区集聚模式，将新市镇洪家墩区块 桃园区块丰士区块和新社区新星区块作为重点开发区块，规划总面积3000亩，安置户数6000户。其中洪家墩区块规划80亩，安置户100； 桃园区块规划总面积约1500亩，3000户，首期启动340亩，可安置700户；丰士区块规划总面积约900亩，1800户，首期启动207亩，可安置650户；新星区块将依托沿江百里长廊，规划总面积约600亩，1200户，首期启动100亩，可安置180户。按照“同步规划、分步实施”的方式，先启动新市镇 1的建设。

二是出台一批政策 基于盐官实际和长远发展需求，出台了政府可承受农民可接受发展可持续的2010年两新建设基础政策、区域政策、连片奖励政策、分批签约政策、复垦期限和腾房过渡政策、两新土地流转政策等，并将涉及政策汇编下发，做好政策解释答疑工作，切实发挥政策指导推动作用。群众参与热情高涨，2200多户农户报名参加两新，签约1449户，成为我市报名人数最多、签约户数最多的镇。此外，有2个组涉及整组征迁，提高土地利用率。

近年来，浙北一带的乡镇十分热衷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土地置换 根据整个嘉兴地区的测算，现在平均每家农户占用宅基地接近一亩，通过新社区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可从每家农户那里置换出接近半亩的宅基地，地方政府可以集中这些土地发展经济。

其二，服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困难。自从乡镇企业改制以后，各类企业拥有了决策与经营的自主权，除了遵守法律法规交足税收，企业老板与地方政府基本没有太多联系。几年前，我们与一位私企老板谈到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他感觉他与地方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企业经营的所有决策都是自己做出的，遇到问题也都由自己解决。乡镇干部不会来找他，他一般也不找乡镇干部。他说:“在集体企业的时候，我与乡镇干部几乎天天在饭桌上见面； 现在根本用不着请乡镇干部吃饭，也难得遇到他们。”

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为了确保GDP的稳定要帮助企业，企业也需要政府的帮助来渡过难关。当时，盐官镇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帮助企业迅速摆脱危机: 一是推动企业练内功。俗话说，“打铁先要本身硬”， 要想在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中搞好企业，企业的人员素质产品质量管理水平都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企业一直忙于发展，没有机会进行整顿。在金融危机期间，盐官镇政府大力推动企业展开各种类型的培训，重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技术改造，以极大地提高企业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二是帮助企业融资，克服暂时的资金短缺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努力，盐官地区只经过了短短一年时间，就顺利地渡过了金融危机。

其三，监督企业，如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环境问题上存在着博弈。企业片面地追求利润，可能不顾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如果不闻不问，必定导致整个环境的恶化，以至于妨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浙北地区，地方政府一方面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建设保护环境的基础设施例如，嘉兴地区政府投资建设了大型污水管道，把全地区的污水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净化处理 地方政府的努力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促成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干部实践: 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以上四种不同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创造了新中国不同时期浙北农村不同风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初看起来，农村基层干部受国家支配，只是执行上级的指令与政策，是国家的代理人。然而，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同时也受制于农民的利益，受到村落传统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农村基层干部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迫使国家不能不顾乡村的实际情况而空发指令。本文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浙北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实践的考察，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类型分析，并从中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 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而不同时代农村基层干部们的实践展示了这种互动的丰富内涵与乡土性特征，并且推动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新中国建立之初，第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自上而下地改变整个国家在各个层面的权力格局。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政治建设，作为新的执政党，共产党要想让老百姓了解接受并支持自己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执政理念，就必须进行一场颠覆性的政治革命。这项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自然落到了各级干部身上，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他们面对的是承载着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最基层的老百姓以及由血缘亲缘和地缘构建而成的村落社区权力格局。浙北农村是新解放区，南下干部用一心为贫苦农民的行为树立了道德形象，用诉苦激发起贫苦农民的阶级仇民族恨，通过土地改革带给了贫苦农民普遍的恩惠。知恩图报所激发的土改干部的牺牲精神是建国初期浙北农村一系列巨变可能发生的重要动因。当然，土改干部戴上了干部的帽子，却仍活动着农民的身体。他们在执行党的指示时诉诸于情感关系辈分，诉诸于个人利益；而在国家控制放松的时候，他们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

土改干部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快速推进。这种超乎执政党预期的进展也让政策的制定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所偏差，这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最终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在此之后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中，国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权建设还是紧紧围绕着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由此涌现出一批年轻的、革命型干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反复较量中崭露头角。他们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著称，对革命的话语与符号十分敏感，熟知社会主义道路的边界和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同时，他们还担负起实践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试验田的重任。此时，他们不仅要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要维持村落中生活与生产的基本秩序，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吃饱肚子由此，他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剧场社会(张乐天，2005)。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目标，迫使全国上下从干部到老百姓进行另一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革新。此时的农村基层干部们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的前沿，改变以往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不仅要顺应国策，更要顺应民心，集中精力和智慧为乡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而打拼。他们不再以政治革命为导向，而是挖空心思办企业，搞活经济。既然赚钱已经不再是可耻的事情，积累财富也不是资产阶级作风，那么为乡村赢利、为老百姓赢利，就成为了他们的能力和政绩的唯一指标。他们在国家大政策的框架下，利用所有可以利用乡村资源和优势，在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缺原材料缺销售渠道等等不利条件下，创造了乡镇集体企业的黄金时代。

随着20世纪末的企业转制，以乡村干部牵头的乡镇企业已辉煌不在，他们一手创办的企业瞬间脱离了党政系统。由此，农村基层干部也出现了不同方向的分流，最终留下来的干部和新上任的年轻干部所面临的又是一个新的农村发展课题: 在乡村经济格局中，独立于党政系统之外的私营企业迅速兴起，继续为农村和农民创造着财富，那么政府应该怎样处理与私企的关系，如何帮助私企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如何让这些经济细胞为农村的建设做出贡献。在调整好心态并认清形势之后，新一代的农村干部们并没有沉浸在脱离企业经营的失落中，而是以服务的姿态重新投入到基层的工作中去他们不仅帮助企业于困难之中，更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处理由经济问题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国家倡导社会建设的今天，他们在工作的细微处时刻都在平衡着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他们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越来越朝着现代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新时期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推动着国家政权建设更趋专业成熟和稳健。

在浙北农村，这四类不同的农村基层干部在不同时代的社会实践演绎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不仅体现了浙北农村所经历的从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变迁，更揭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建设所经历的两个重要历史转向: 第一个转向是，国家治理目标从以颠覆性的政治革命为中心转向以经济与社会建设为中心；第二个转向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从革命传统型的政权建设转向现代专业型的政权建设。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是这两个转向的转折点。结合四种不同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感恩型与革命型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特征与管理方式正好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以颠覆性的政治革命为中心的治理目标和革命传统型的政权建设特点；而赢利型和服务型的干部身上则体现了转型之后的以经济与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目标和现代专业型的政权建设特点。农村基层干部以自己的独特社会实践，既促成了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也实现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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