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中国农村电影放映中的幻灯宣传——以重庆市江津县为例

作者：刘广宇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影史探问》 2012年 第2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48次

    提要：本文以重庆江津的幻灯宣传为描述和分析对象，以设备、创作、功能发挥为理路，较为详尽地展示了幻灯宣传的“草根性”，以及它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具有的特定的历史文化印迹。同时，文章还把幻灯宣传嵌入进中国农村文化传播的语境中给予了分析，并指出：只有国家文化传播的普遍性诉求与植根于民间的草根性传播相结合，农村文化建设才能取得新的突破。

幻灯的历史是久远的。它可以上溯到墨子的“小孔成像”之说：“‘景(影) 倒，有午端景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景，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亡人，煦若射；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敝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上光，故成景于下。在无有端，与之光，故景章(障) 内也。日之光反烛人，则景在日与人之间。故然鉴分，中之物，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墨子不仅在对徒进行光学教育时远喻近譬，还对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了形象化教学，提出了‘用暗匣小孔成像’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理论一直影响到2600年后的今天。”[1] 幻灯的今天是丰富的。它不仅继续在教育领域内大放异彩，而且由于现代高科技手段的融入，它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广告、产品演示、乃至新兴的Flash作品的流传和游戏了。而这一切均源于它自身具有的投资少、规模小、易于操作也易于传播的特点。但幻灯在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传统中，却是有着另一番景致的。它既没有电话教育那样精致，在多数情况下，也不是由专业人员制作而成，当然更不是一般的游戏。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它的产生与推广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事实，并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面我们主要结合当时江津农村电影放映的情况，来探询一下幻灯运用的就里。

在写于1965 年的《江津县电影队幻灯宣传工作总结》中，我们知道，江津于上世纪的50 年代就开始了幻灯放映。但它的兴盛则是与中国农村电影放映配合农村“社教”工作的展开而联系在一起的。“（‘社教’期间）我（放映）队全体同志在思想上人人重视宣传，个个动手搞宣传，明确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宣传为主，放映为辅’。因此，在党的各个时期紧密地及时地配合党在各项方针政策中的宣传，为当前政治中心，生产中心服务。所以，我队一年共做大海报15 张，幻灯片5200 张次，收集好人好事80 件，完成成套的幻灯片有8 套。”[2]

从这里我们看到，放映已经沦为辅助的手段了，重点是宣传，而重点之中的重点又是“幻灯的制作与宣传”了。

一、设备研制与土电影的“活放”

在江津的文献中，土办法研制幻灯设备的记载最早发生在上世纪60 年代。

当时，江津县的国办队一般都配备了幻灯设备，但主要是单镜头放映，这样，一方面增加了操作的工序;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这种幻灯放映几乎都是死画面，缺少了趣味性。因而，如何让其活动起来，让它发挥更大的宣传作用，就成为许多基层放映单位急待解决的问题。1965 年，江津县电影公司专门派人外出学习这种研制技术。

“65 年5月，在电影二队召开了宣传工作现场会议，（之后）又派了两个同志到泸县去学习参观……回来后进行了三镜头改制……八月，省幻灯队来表演……随后县文教科从电影院、队，文化馆，学校教师中抽调七人组成了幻灯编绘组，负责编写文字，说唱，材料和绘制三镜头幻灯片；从电影管理站，电影院、队抽调三人组成了三镜头幻灯改制组，负责三镜头幻灯机的改制和操作技术的辅导……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改制一台两镜头，七台三镜头幻灯机……随后制作了七套“多种经营”和数十张幻灯片，包括农业科技内容的。今年9月，电影队就开展了多镜头幻灯放映宣传。深受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欢迎，普遍反映说：这是很大的改观，把‘土电影’都放活了。”[3] 可以“活放”的幻灯显然就不仅仅处于配合的地位了。

在江津我们还看到由于财力所限，他们在边远贫困的地区还专门成立了幻灯放映队。在一份写有秘密字样的档案材料中，我们看到：“江津县紫云公社，是离县城约150华里的老山沟的一个公社。在公社训练民兵时，县文化馆送去了一部幻灯机，并为这个公社培养了一名种子放映员，这个种子放映员带了两名助手。一个山区群众自办的第一个业余幻灯放映队诞生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这个老山沟里建立了20 个放映点，放映幻灯66 场，观众7000 人次以上。……在明年（66年）五月前，在文化馆的扶持下，再发展自制简易幻灯4 部，达到每两个队一部幻灯机。”[4]

而一则来自上世纪70 年代湖南澧县的经验交流材料也再次佐证了土办法上马研制幻灯设备对于完成当时的宣传任务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要8.75 电影队搞好宣传，首先就得为他们解决工具。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始是想到外面去采购，但打听了许多地方都没有这种机器配套，而贫下中农都强烈反映：‘8.75电影好是好，就是映前不打幻灯不放唱片不好。难道你们买不着就不会自己做吗？’这些意见给了我们很大教育，于是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决心土法上马，组织几个搞修理的同志自己动手制造幻灯机。……没有原料，就从过去报废幻灯机中找来镜片，从废料堆里找来铁皮；没有机床用手敲，没有电焊，用火烙铁；不会喷漆，则请机械厂帮忙；奋战半个月，终于使队队都配上了单镜头幻灯机……幻灯机虽然制成了，但电唱机却不易解决，我们试制好多次都失败了。关键就在8.75脚踏发电机很小，买不到与之相匹配的小马达，用玩具马达，干电池带吧，又力量不够，放出来的声音十分难听，仿照留声机手摇又转速不匀，声音不稳定，经过反复试验，大家想，脚踏发电机既然通过软轴可带动放映机放出电影，那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带动唱片呢？……这个唱机试制花了半个月时间，现经策源电影队试用了三个多月，转速正常，音质效果赶上了一般电唱机，贫下中农非常欢迎，放映员十分喜欢。”[5]就这样，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在那个改天换地的“革命”年代，制作幻灯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了，也不再是一般的技术革新了，它必然与一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联系在一起，必然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政治宣传攻势联系在一起。因而，如何提高幻灯创作的技术、艺术与思想水平就是放映队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了。

二、提高幻灯片创作的技术与艺术水平

如果幻灯设备的研制在当时的许多地方来说已经是很“草根”了，那它的内容，也即幻灯片的创作就更是草根中的草根。对多数地区的放映员来说，自制幻灯片是一个当然的事情。不会就学，江津电影队的放映员就是这样做的。

首先，树立正确的思想。他们针对电影队部分人存在的“宣传是个无底洞，干好干坏关系不大，只要把电影放好就行”的错误认识，展开大讨论，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树立了“政治宣传工作第一；幻灯宣传工作第一；政治生产中心宣传第一；当地好人好事宣传第一”的四个“第一”的思想。

其次，走群众路线。电影队采取了紧密依靠社会力量，坚持搞好幻灯宣传工作，好多点都发展善编善写善画的业余制片员，每到时间，送文字材料和幻灯片上门，交业余制片员写绘，配合电影宣传，这样既减轻了工作，又能提高幻灯质量。

第三，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抓观摩表演、抓典型样板、抓一帮一活动、抓短训等。

第四，抓基本功训练。电影队谢先炳同志，在不影响放映工作的前提下，个人添置了很多美工基础书籍，汇集了一本各种刊头报头的美术字体，制片技术有显著提高，现在能搞彩绘、墨刻、粉刻，套色了，并练会车灯、快板、金钱板，各种小调等等……过去被称为“大姑娘”，现在是队中的宣传能手了。

最后，通过更高级别的幻灯比赛和汇演来提高创作的总体水准。

“乐山地区电影公司，崇庆县电影管理站，绵阳玉河公社党委为我们摸索了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公社如何运用幻灯进行宣传工作的宝贵经验，值得向全省普遍推广。……什么工作都要大搞群众运动，幻灯宣传也不例外。我们要充分发挥电影放映专业队和工农兵群众业余宣传队伍的作用。提倡专业与业余相结合，各县可建立领导、电影放映人员、有关部门参加的三结合幻灯组。……绵阳玉河公社组织群众业余幻灯宣传组，是文化战线涌现出来的一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幻灯宣传要提倡短小精悍，形式风格多样化。映前放映幻灯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十分钟为宜。特别是绵阳玉河公社，三台县乐嘉公社业余幻灯宣传组映出的幻灯，不仅内容生动，而且形式活泼，战斗性强，放映一套仅几分钟，值得大力提倡。” [6]

“县公司每年定期举行一至二次幻灯会演……不完成每月创作一套幻灯不增发供给新片拷贝的办法促进电影队长期坚持幻灯宣传，……五里公社电影队创作的‘生态平衡’幻灯节目，在永川地区和四川省的幻灯调演中均获头等奖，并引起了中国科技部门和国际研究中心的注视。……目前他们对电影院、队提出了要使幻灯在‘短’——不超过十分钟；‘新’ —— 创作新内容新形式；‘活’——操作由死变活动；‘实’——要使真人真事，数字不虚不假，四个字上下工夫，充分运用幻灯灵活简便，迅速及时、配合中心，反映当地的特点，发挥幻灯为电影、电视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7]。

“短”、“新”、“活”、“实”，简单的四个字，其实已经可以涵盖许多艺术创作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所要达到的最高水准了。

三、新闻报道、科技传播与宣教娱乐——幻灯的社会文化功能

大家知道，在“文革”前的中国，政治正确统帅了一切，幻灯宣传也不例外，而来自上级的要求也是这样，即为各种政治中心，生活中心服务。但奇怪的是，与那种密集的政治话语相左，幻灯宣传却以少有的多样性——新闻、娱乐、科普征服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其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也为广大农民所认可。{#PageCon#}

在我们接触的材料中，除了少量的抽象政治表达以外，大多是与本地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话题。这之中的原因，我想不外有三：第一是，幻灯制作的水平限制了它进行抽象表达的可能；第二是，它本来是以配角身份出现的，所以也不允许它进行过多的超越；第三是，它服务的对象是广大农民阶层，所以简单、明了的话语和形象生动的图片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从江津情况看，最早出现记载是1960年。“就去年全县自编有关中心工作和政治运动的材料达180个，新人新事材料671个，有关业务宣传材料113个，并经常采用了花鼓、快板、顺口溜、诗歌、小调、车灯、评书等曲艺形式。” [8] 其中的“新人新事”材料占到了60% 以上。而自此以后，就幻灯说得最多的仍然是宣传“新人新事”。

“（电影）三队在黄泥公社珞徕大队放映，表扬一个高工效的先进事迹，编成‘周德义，老英雄，年迈劲大志不穷，一天犁田达五亩，挥鞭催犁建奇功。’写上幻灯片放映时，有人说：‘这个老汉不简单呢！得表扬，上电影了。’”[9]

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到1965 年，江津德感公社居然出现了连续32 期的“德感公社新闻”。

“（电影）四队为德感公社同志组成了幻灯制片组，一人编辑材料，一人写幻灯片，公社党委书记核稿，轮轮上映，都有一期反映他们自己公社新人新事的‘德感公社新闻’，他们坚持至今，已四年多了，发展到了‘三十二期’，引起了广大社员极大的兴趣，有的社员说：‘看公社新闻比看电影还过瘾点，’有的社员对电影队同志讲：‘电影已经看过了，我是买票来看公社新闻的。’”[10]

遗憾的是，关于这种情况，当时幻灯制作的直接参与者宋德高已经去世多年，而其他老一代放映员也只能提供大致的记忆了，就让我们再次从文献上感受一下当时的活跃景象吧！——“我是买票来看公社新闻的”。它已经超过了后来闭录电视的社区功能了，它展示的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影史探问而不是坐在家里的消闲观看。它也超过了当时被隆重宣传的张子诚宣传模式，它是人民自己的新闻，而不纯粹是一种政治的附加物。

科普知识的宣传是幻灯的又一个亮点。

“二月，（电影）一队在三合、太和放映时，正是农水科收购树秧的时候，又是大雪，雪花满地，当时是非常寒冷的。但是我们小队宣传了大搞植树造林的伟大意义和绿化祖国，为下一代造福，同时又向群众宣传了收购价格，发动群众，不到几天时间，在中嘴收购的品种多，大大超额了收购任务。”[11]

“（电影）六队、七队利用幻灯及时地向农民预报天气消息，……很多社员反映说：‘这样我们能晓得天气情况，不怕偏东雨了，淋的粪也不会白白冲走了。’很多小学生也说：‘看电影晓得哪天晴，哪天要下雨，我们不会被雨淋了。’”[12]

“入春以来，这些苕尖长势良好，可以旱栽，生长期长，能大幅度增产红苕和苕藤。根据凤凰公社去年试种的经验，一般能增产50%，是红苕增产的新途径。……大力宣传推广用苕尖作种，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红苕栽培技术上的一场革命。……开头就是一段四川民歌：‘全国各地都知道，川北地区产红苕。红苕要当半年粮，人民生活离不了，……推广增产新途径，革命生产齐飞跃。’”[13]

总之，在1968 年的《江津地区电影幻灯宣传汇映概况》[14]中，我们还看到了许多获奖幻灯片也更多地涉及到科普知识的宣传。它们是《竹笋斗顽石》（种植业）、壁山国办的《企业越办越活路子越走越宽》（乡镇企业）、《猪的自白》（养殖业）、《王大汉的家庭副业》（农副业）、《兴家记》（养殖业）、《折扇清风》（民间工艺）、《乡头的胖娃娃硬叫多》（计划生育）、《纪昌学射》（糖厂技术革新）等。

与政治紧密配合的幻灯宣传的大发展其实是与农村的“社教运动”有关。“在‘社教’期间制作了30 多套‘三史’和阶级教育材料，绘编成幻灯：它们包括‘血的控诉’、‘李双双’、‘血泪仇’、‘夺印’、‘王良臣翻身史’、‘杨世德是怎样上当的’、‘九龙公社简史’、‘罗盘大队解放前后的对比’、‘地主阶级心不死，阴谋破坏想复辟’、‘向万恶的地主阶级控诉’、‘况学荣看清阶级敌人的破坏’、‘封建迷信害人精’、‘忆苦思甜’等内容……（其中还提到）‘王海云’女扮男装20 年，看了幻灯后，她眼泪夺眶而出说道：‘这…这…这都是那可恶的旧社会……吃人的地主……要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过呀！’……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小队及时把这一动人心弦的喜讯搬上银幕，大长了人民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不少干部和社员反映说：‘看了电影队的幻灯硬是关火（有用）。’”[15]

也许谁也没想到，这个原本为配合放映宣传的辅助工具，却在不断服务于中心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篇章，并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乡村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

四、草根的幻灯对农村文化传播的启示

前面，我们逐一从幻灯的研制、创作及社会文化功能发挥的角度，对发生在中国西部一个以县级行政区域为活动空间的幻灯实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总结。同时，透过这些考察与总结，我们也不难获取到这样一种认识，即幻灯在这个地区农村文化宣传中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但它何以是普遍的？何以是有效的？这尚需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概略地说，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农村始终是一个既是背景又是前台的实验场域。而要完成中国社会的彻底转型，农村社会也从来是我们首先想到和最终要必然面对的。鉴于文章主题所关注的内容，我们认为，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传播则是一个超越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诸事项的大事。因为它是一切行动的思想源泉，而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又是完成这一宏大使命的重要乐章。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种普遍性：在根本上，它是新中国国家政权建立后，国家权力通过阿尔都塞所揭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实现的一种主体重建和生产关系重建的普遍过程。它不仅在自身制度上、组织上、队伍建设上、资金供给上、产品提供和服务上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输入措施，而且，还动员了其他各级党政组织和全体民众参与到了对新文化的传播和建设上。它既是国家权力下沉的直接受惠者，又为这种国家权力下沉提供了强大的观念支持和合法性依据。

但这种普遍性还必须产生效力，也即找到它寄生的土壤，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农村电影放映中幻灯的自然出场。而从文章前半部分的描述与资料援引中，我们又知道幻灯宣传的效力恰恰是与它传播的草根性密不可分的。它体现为这样几个特性：影史探问

一是传播的人际性：放映员首先是一个宣传员，而一种面对面的宣传拉近了抽象的思想观念与农民的距离，并通过当地的话语进行了译介。因此，不论在信任上，表达上，这种人际性都有利于各种国家观念、知识的有效传达。

二是现场的表演性：这种表演性主要体现在放映员对各种民间文艺的借鉴和利用上。在采访中，老一代的放映员对制作过“德感公社新闻”的宋德高称道不已，据说，他会多种口技绝活。而在我们看到的文献上，也有多处记载提到利用“车灯、花灯、莲花闹、快板、评书、四川清音”等民间文艺形式来丰富现场表演。这种带有业余性质的表演形式，与其说是艺术的，还不如说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民间娱乐方式。它给农民带来的是处于严肃政治气氛下的一次次难得的狂欢。

三是题材的接近性：因为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人们的世界就很难超越村庄与乡镇一级的范畴。这种接近性具体又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新人新事：这些人、事也许是大家清楚的，但如果通过幻灯进行表现，无疑会提升每一桩人、事的意义，因为幻灯背后是国家，所以这种接近性立刻又可以上升为尊严和自豪。当然，如果是被批评的人、事，那也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了。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用社会学上的“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来解释其文化效力。第二是，科普知识：从幻灯宣传的题材上我们看到，这里的科普知识主要是与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相关的。即或是那些高精尖的技术宣传也是会在当地找到具体的对应物的，也即有农民在使用，它才会被农民所接受。第三是，政治宣传：跟科学技术的宣传一样，而且，它的表现还要充分一些。在江津的材料中，我们看不见抽象的对错、好坏、革命或不革命，它们完全被一一对应为张三、李四、王麻子，并通过对他们之中的人所遭遇的事进行或充满同情的叙述、或充满善意的批评、或充满仇恨的批判等，从而达到配合当时政治宣传的目的。

四是群众的参与性：它主要表现在群众对政治的积极配合上、对当地新闻信息知情权的满足上，以及由这种宣传仪式所唤起的对饥渴心灵的象征性满足上。

而以此确立的有效性，即植根于农村社区的诸多文化接触习惯与文化交流方式，最终使普遍性得以成立，并由此催生出一道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传播景观。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此出发去认识中国农村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并通过这一规律去检视其成败得失。

以新时期中国农村文化的传播为例，当市场经济价值取向成为主导力量的时候，我们看到，不仅普遍性与植根于民间草根的有效性正在发生分离，而且它们各自的内核也被改写：市场化所倡导的普遍性是一种逐利的普遍性，而基于草根的有效性也以与国家抗衡的势力在蔓延，它导致了整个农村文化，尤其是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衰退。对此，贺雪峰、吴理财、申端锋等一批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们在其代表性的论文中均有涉及，此不赘述。

最后，我们认为，当中国农村文化传播的普遍性已经或正在被日益兴起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覆盖和强化的时候，那些来自民间的草根力量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即以合作的态度加入进农村文化传播的队列中去，只有这样，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才不仅能实现如埃弗雷特. 罗杰斯和韦尔伯·施拉姆所期望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结合起来的传播学之理想状态，而且，也才能再次创造出它自身的辉煌未来，这不仅是草根如幻灯的幸事，也是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幸事。

注释：

[1] 雷琨，《幻灯的起源与教学手段现代化》，《天中学刊》，2007 年第5 期。

[2] [11] 《 江津县第一电影放映队六四年工作总结》，见《江津县电影放映网管理站》档案016 卷第8号文件。

[3] [10] [12] [15]《 江津县电影队幻灯宣传工作总结》，见《江津县电影放映网管理站》档案016 卷第6 号文件。

[4] 《一个山区群众业余幻灯放映队》（江津地委宣传工作材料），见《江津县电影放映网管理站》档案015 卷第10 号文件。

[5] 《我们是怎样帮助875 毫米放映队开展电影、幻灯宣传工作的——湖南省郦县电影管理站》，见《江津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028 卷第53 号文件。

[6] 《关于加强农村电影宣传工作的意见》，见《江津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032 卷第8 号文件。

[7] 《壁山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五年坚持抓幻灯宣传工作，取得明显效果》，见《江津县电影公司076卷第26 号》档案。

[8] 《60 年江津县电影工作总结》，见《江津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002 卷第4 号文件。

[9] 《江津县电影放映队1961 年工作总结》，见《江津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002 卷第18 号文件。

[13] 《我们在制作“公开信发表以后”和“红苕增产的新途径”幻灯片中的几点体会》（南充县电影管理站材料），见《江津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032 卷第31 号文件。

[14] 《江津地区电影幻灯宣传汇映概况》，见《江津县电影公司067 卷第33 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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