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学术增长的源泉——评邓大才的《土地政治：地主、与国家》

作者：郝亚光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37次

201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土地政治：地主、佃农与国家》（以下简称《土地政治》）一书，以农地流转的价格为研究对象，从农地产权市场切入，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工具，在国家—地主—农民的分析框架下，以崭新的研究视角、新颖的概念建构和恰当的研究方法，对地主、佃农和国家如何通过交易成本影响土地价格这个问题，给予了清新、严密、合理的解释。

一、新视角开辟新领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为此，封建王朝兴衰交替引起不少了学者的兴趣。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寻找封建王朝更替的原因。如以罗荣渠、盛邦和等为代表的“人口土地论”，以周溯源等为代表的“体制缺陷论”，以黄炎培、秦晖等为代表的“税负论”，以阎万英等为代表的“土地兼并论”。部分经济学者对地租的深入讨论和研究，也为封建王朝的更替提供了新的解读。如理论关怀在于维持政权稳定和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国古代地租理论、专注剖析地租影响因子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已有对土地流转的成果看，研究的焦点多集中在两个方面：所有权交易的土地买卖和租佃市场的土地流转。很少有学者将两者放在一个系统、一个框架内进行分析，或将所有权交易和使用权流转整合成一个体系（生产要素市场）进行分析；研究的视角亦多集中在两个方面：国内学者特别是建国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多站在佃农的角度强调地主的剥削性，并从古籍和方志中寻找地主剥削、压迫的依据；国外学者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地主的角度为其辩护。或认为地主的剥削率并不高，地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认为地主和农民的选择都是理性的。

《土地政治》一书不走传统的路子，既站在地主的角度思考问题，也站在佃农的角度考察问题，从地主和佃农两个决策主体的视角分别进行考察。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土地交易成本与租佃价格、买卖价格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建构国家——地主——农民的博弈模型，为进一步解读封建王朝更替开辟了新的领域，亟待进一步开拓和挖掘。

二、新方法归纳新结论

为建构农地流转的价格模型，《土地政治》将交易成本理论纳入到土地交易的价格模型，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发展农地流转的价格模型，从微观理论分析解释中国农地流转及其价格的宏观历史变迁。传统的农地流转价格（包括租佃价格和买卖价格）模型，假设交易成本不变（即交易成本为外生变量），并以地主为决策主体，只考察地主在相关变量变化后所采取的不同行为，并没有将佃农纳入分析框架。而该书将假设放宽，把交易成本纳入土地交易模型，并将以地主为 主体的最 优决策 模 型 转 变 为 以 国家——佃农——地主为主体的博弈模型。虽有不少学者用制度经济学解释古今农地产权的变化，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租制或者地租形态的选择，但这些解释都是微观的分析考察，很少有学者将土地流转交易成本与价格的微观分析和宏观考察结合起来，即考察农地流转方式——交易成本——地主与佃农的行为——国家介入分析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该书既突破了经济学的微观性、个体性，又突破了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和因果推理，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解释农地流转方式——交易成本——地主与佃农的行为及宏观经济社会变化。

《土地政治》在价值中立方法论指导下，跳出土地研究“两极化陷阱”——“剥削陷阱”和“和谐陷阱”，从多元决策主体——地主、佃农和国家，考察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及其对交易价格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不是简单的相关性和因果性，而是不同主体施加的压力及其对其他主体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又会从不同方面影响交易价格的多重复杂关联性。由此尽量将经验事实与个人见解区分开，做到价值中立，进而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

《土地政治》以交易成本为核心，建构了“国家——地主——佃农”的分析模型，通过对国家、地主和佃农三者的互动、均衡和失衡的考察，认为地主和佃农两个主体并不必然对立，但是两者利益的互斥性决定了两者的内在冲突和矛盾的不可避免。地主与佃农相互施加压力，博弈地租率，政府则在佃农和地主的对立中充当维持平衡的第三者，当“力量天平”偏向地主时，政府会给地主施压，加大地主增租的交易成本；当“力量天平”偏向农民时，政府会给佃农施压，加大佃农减租、抗租的抵抗成本。一旦均衡被打破，就会出现佃农暴动或者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替。

具体而言，在“国家——地主——佃农”的分析模型下，该书认为：从土地买卖市场来看，交易成本与买卖价格成正比。交易市场形成前，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异常高昂，土地价格具有偶然性，其价格属于“黑市价格”，则土地价格一般比较高；随着土地买卖禁令逐渐松弛，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下降，土地价格下跌，渐渐接近市场均衡价格。因此，土地市场从禁止买卖转向鼓励交易的过程中，交易成本逐渐下降，交易价格随之下降，交易价格是交易成本的增函数。从先秦到秦汉的土地价格变化已经证明此结论。从租佃市场看，交易成本与租佃价格成反比。在朝代初期，交易成本率与地租率都较低；随着社会繁荣、经济发展而导致的人口增多、边疆开发，人地矛盾尖锐，需求与供给失衡，使得地主与佃农为地租率、地租形态、地租期限而加大博弈力度，交易成本率逐步升高。中国农民自古有安土轻迁的传统，当外部就业机会较少，村庄内部的租佃土地选择机会又少，特别是在地主与佃农“斗而不破”的情况下，地租率呈现“温水煮青蛙”的逐步上升态势，当交易成本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佃农将会由个体性博弈转向群体性抗争，最后形成区域性反抗，甚至是全国性起义，朝代内累积的交易成本与地租问题一次性爆发。

同时，该书对“中国总是走不出王朝更替怪圈”的命题予以新的解释：中国总是走不出“王朝更替怪圈”的原因，在于历代王朝都没有改变“赋从田出”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也没有改变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的土地兼并结果——佃户增多——主佃矛盾累积。虽然国家掌握了维持等边三角形的手段和力量——交易成本工具，但是只要土地制度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交易成本反而会成为加速王朝更替的推动力。与此同时，该书依据“国家——地主——佃农”的分析模型，亦对当今农地流转的趋势作一大胆判断。即，认为当前中国允许家庭承包田买卖，亦不会陷入“王朝更替的怪圈”。

然而，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成了最大不足。由于《土地政治》研究时间、选择的资料和数据时间跨度很长（上自先秦的井田制，下至当前的家庭承包制），如何在众多的史料中选择适合的材料，如何用最简短、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如何克服当今数据的差异性。特别是在几千年的土地流转历史中，对于同一问题、同一现象，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数据，当今不同地区亦有不同的流转特点和交易成本，如何从这些庞杂的数据、资料中归纳、抽象，判断交易成本对交易价格的影响，成为本书需要克服的最大调整。该书大多是使用反证法、倒推法、案证法、比较法，以及联系性因果分析法进行分析。对于传统时期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与流转价格的关系，受数据和因果性案例的约束，无法利用计量方式进行精确计算，所以无法得出确凿的结论，因此成为本书的一个重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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