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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中国要从“动员政治”向“回应政治”转型

作者：冯　静责任编辑：中农网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发布时间：2015/11/21 浏览次数：40次

2013年5月31日下午，长江学者、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在科学会堂为教育部中南地区高校第63期中层干部培训班和湖北省第54期省直机关处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做了演讲。演讲题为“现代化进程的节点与政治转型”，他说，中国正处于从“动员政治”向“回应政治”转型的进程中，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徐勇在演讲中首先指明，当下中国既产生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又存在着普遍性的“中国焦虑”——“文革回不去，改革迈不动”。他提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即中国路怎么走？徐勇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从中国与欧美大国的横向比较中，提出中国现代化前后经历两个节点，一是农民中国，二是城乡中国。
    徐勇认为，农民中国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贫困和分散。贫困导致农民对生产、物质、资源的占有要求格外强烈，分散则意味着农民不能依靠自我组织力量取得阶级胜利。在这一节点上，政治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整个社会即分散的农民社会，通过政治动员方式带入现代化，由少数政治精英动员社会大众。动员内容就是，以土地改革、经济发展满足大众的物质需求。他说，这种动员型政治实质是产生新的权威主义政治，其突出特点是由政治发动、引导和推动社会，政治处在主动地位。
    徐勇回顾了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过渡到现代化的第二个节点城乡中国。他指出城乡中国的具体表现有二，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并占主导地位，社会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扩大。前者带来社会的日趋活跃和个体自主性的增强，后者则伴随着人民对社会期待提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要求动员型政治向回应型政治转变。
    徐勇进一步指出，回应型政治是不断回应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主动调适自己的政治行为，对各方面利益加以整合，以保证现代化的稳定。这也就应和了当下中国的两大关键词“维权”和“维稳”。徐勇说，由于长期动员政治的影响，我国未能及时建构起合理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巨大的社会期待由于政治回应不及而难以全面满足。他以“重庆模式”为例，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情绪化的激进主义，发生难以预计的后果。
    他指出政治转型的四种不适应性，一是社会期待迅速扩大，政治回应不足；二是社会公平要求强烈，政治回应被动；三是面对多元社会的发展要求，整合式的政治回应不够；四是社会参与动力增强，包容性的政治回应不足。
    徐勇在演讲结束时明确指出，中国动员政治相当成熟，回应政治刚开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徐勇的演讲高屋建瓴、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赢得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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