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一个中国农民的生存实录

作者：侯永禄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农民日记》  发布时间：2015/09/10  浏览次数：56次

一九五○年（“五一”节）

一九五○年（“五一”节）早上，我亲眼看到了带着手铐的敌伪镇长刘振海。全西南区各个乡的群众都来参加公审会。头挽白毛巾的青年男女民兵们，扛着红旗，挺胸昂首，真威武。拥拥挤挤、人山人海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足有成万人。县长在公审会上宣布了罪大恶极的敌伪镇长刘振海残杀我地下共产党员高克明的罪行，判处执行枪决！刘振海跪在场北边的坟边，一声枪响，头顶开花，身躯趴地，一命呜呼！真是大快人心！
    我虽然不当乡文书了，却是乡上最早的一名团员，也就是第一任团支书了。城内最早加入青年团的人，都是由我发现、培养、介绍、接收的，有侯俊元、侯居敬、侯全锁、侯印槐、侯天义、侯根全、侯雷七等。这年镇压反革命后，省上就于六月份公布了新的土地改革法，各村纷纷组织农民协会，秋季就开始定成分。我被定为中农。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为了认真地学习《土地改革法》，我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第一条，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六条，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出租的小量土地亦得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第七条，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第十条，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也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

一九五○年（“五一”节）早上，我亲眼看到了带着手铐的敌伪镇长刘振海。全西南区各个乡的群众都来参加公审会。头挽白毛巾的青年男女民兵们，扛着红旗，挺胸昂首，真威武。拥拥挤挤、人山人海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足有成万人。县长在公审会上宣布了罪大恶极的敌伪镇长刘振海残杀我地下共产党员高克明的罪行，判处执行枪决！刘振海跪在场北边的坟边，一声枪响，头顶开花，身躯趴地，一命呜呼！真是大快人心！
    我虽然不当乡文书了，却是乡上最早的一名团员，也就是第一任团支书了。城内最早加入青年团的人，都是由我发现、培养、介绍、接收的，有侯俊元、侯居敬、侯全锁、侯印槐、侯天义、侯根全、侯雷七等。这年镇压反革命后，省上就于六月份公布了新的土地改革法，各村纷纷组织农民协会，秋季就开始定成分。我被定为中农。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为了认真地学习《土地改革法》，我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第一条，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六条，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出租的小量土地亦得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第七条，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第十条，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也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路井乡的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贫下中农子弟纷纷报名参军。群众敲锣打鼓，给参军青年披红戴花，热情欢送，并开展了拥军优属和募捐、捐献活动。我在团支部、学校、合作社、群众会等各种场合共捐三万两千元现金和六斗八升小麦。
    一九五二年春节我花一万四千元，割了二斤猪肉招待客人，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农民收入一增加，粮食不但够吃，还有了剩余，心劲越大了。政府一有号召，群众便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棉花要增产，良种很重要，“母壮儿肥”，种子必须粒选。于是我一家三口专门一粒一粒地选种，选下一瓮棉籽。政府号召防霜，全村家家户户便都准备好柴草，堆放在各家各户的麦地里，打啼起，人们便守候在地头，只听城墙上一声枪响，城头上火一起，但见四面八方火起，如满天星光，烟照地面久久不散。政府号召积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人勤地不懒，肥多保增产。”于是各家各户便一人一把锹，一对笼担，把地头埝边的杂草、脏土铲得光光净净，坟地陵墓上也铲得白白净净，祖坟也焕然一新。麦田白地全堆满了肥堆，一家比一家多。政府号召：“谷锄三遍没皮，麦锄三遍没洰。”我和菊兰把娃放在家里，到了地里不歇一口气，一晌锄了三个来回，把四亩多地的麦田齐齐锄了两遍。政府号召使用新式农具，我为购买一架五寸步辇，便从合作社贷款八万一千九百五十元，运费三千元，月息一分四厘，八个月期限，约值三斗多麦。我买架步辇回来，使了两年便入了社。{#PageCon#}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人们发现蚜虫危害麦苗，政府立即组织防虫。我趁早上有露水，便用草木灰撒在麦苗上来防治蚜虫。我下午参加村上的检查组下地检查时，见收效不大。晚上，在新仓库开的群众大会上，大家便提出用板来拖拉。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我再去检查麦田时，发现蚜虫危害更加严重了。由于被虫危害，麦苗地一片片变黄的面积，一天天增多。严重的地方，麦苗已经枯死。我和菊兰用板拉虫，群众拿着斗、罐、桶、口袋等容器来拉虫。消灭的虫难以计数，仅后新庄能收集到的蚜虫就有一斗多。为了不让蚜虫逃走，我便给板上罩上门帘再拉。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三我又用肥皂、煤油和白面配制成面糊石油乳剂五十斤，去圪坮地里洒，只洒了二亩多地就没有了，只好作罢！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才把虫收拾住了。雨后的豆子和麦都变得好些了。团支部马上在乡上开会，号召团员青年们要学习科学知识，防止一些群众在雨后搞迷信活动。
    一九五二年四月初六区上召开了劳模村长和互助组组长联席会，主要内容仍是如何巩固与扩大互助组。
    一九五二年四月初九晚上，后新庄巷召开了全巷的群众大会，讨论互助组的事。我的互助组扩大了两户，有侯广才和侯丙坤。新成立了侯俊山互助组和侯兴运、侯保全两个搭工组，只剩下了侯见光一个单干户。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我们互助组又开会讨论夏收没有驾辕牲口的事。麦子已经熟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买不起牲口。最后我想：只有自己地多，那就自己买吧！没钱怎么办？借吧。债怎么还？先把驴卖了，剩余的债等夏收后，把粮食卖了再还。如果大伙像靳自荣互助组那样合伙买牛，问题更多。牛价按啥摊？草料按啥摊？平时由谁喂养？牛生了病咋办？还不如干脆由自己一人借钱买牛好。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岱堡有古会，我便和崔子玉去买牛。看来看去，见了一头大黄牛，能驾起辕，便和贩牛人讨价还价，最后以一百五十三万一千元成交，并在当天以七十八万元的价格把自家的毛驴卖了。这才解决了夏收没有驾辕牲口的问题，使自己的互助组巩固下来。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由于麦子受了蚜虫的危害，损失非常大。我家种的十八亩小麦，只收下四石。公粮交了，口粮却成了问题。牛价拿什么来交清呢？我和母亲商量半天，只好卖了堂前地，由冬前和生水做中管人，以二石六斗麦的价钱，狠狠心把东西畛六亩地卖给了崔子玉，才交清了牛价。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十乡政府通知我担任乡农业税征收调查评议委员会委员，晚上，我便去计算各户的税收数。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我被选为县上召开的互助组长大会的代表。大会今天正式开幕，首先由大会主席雷科长做报告。他说：“目前的互助组，全县已发展到七千二百多个，生产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次会议要巩固、提高和整顿互助组，并要开展１９５３年小麦丰产的竞赛运动。”王健县长也讲了话，他说：“我县互助组发展很快，问题很多，影响很大，干部很弱，急需整顿、巩固、提高。要求每个乡五年内要建立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会给每个代表发了一本用本贡纸做的笔记本，封面上有用油墨印的图案。
    一九五二年七月初三金绪曾等互助组在大会上向全县的互助组提出了挑战。晚上，大会代表观看了幻灯片子和新排的戏。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我被后新庄的群众推选为解决前新庄巷和后新庄巷院基纠纷的代表后，便夜以继日地参加查田定产工作，还参加了乡上的调评委员会，实地参加了丈量，统计各等级的土地亩数，绘制全乡的地图及土地等级分界表，划分各户的土地等级，写本乡土地登记分布情况的材料，并去东、南、西、北街等各个村进行统查，参加人民代表会、乡政府委员会及群众大会等。
    一九五二年，因虫灾严重，夏田减产，小麦总共只收入四石，豌豆两石，大麦二斗，秋田还算不错，收入糜子两石五斗，谷八斗，黑豆一石，小豆一石一斗，绿豆一斗，棉花一百七十斤，卖了一百零六斤，收入九十八万元。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四寅时，菊兰又生下了一个娃，竟是男娃。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特别的欢喜，心里总认为多亏他姐叫引玲，才引出了个小子娃来。
    我为了破除迷信，树立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信念，便把娃的名字叫为“胜天”。但母亲坚决反对，总认为天是神，只能敬，怎能胜？我说：“古人就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咱怎么连个名字都不敢叫呢？”母亲说叫成“天胜”或“顺天”吧！我更觉得不行；又让叫成“胜德”或“天得”、“天顺”吧！我都不同意，坚持要叫“胜天”。一直到上学报名后都没有改。而母亲和菊兰在叫娃时，只叫“胜胜”或“胜娃”，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1953年元月9日我交了7.85万元的地证费，领回了土地证。
    1953年2月28日（正月十五）今天闹元宵节，全乡白天晚上都有热闹。东北村专门从乡下借来了芯子，也演出了“社火”。真是村村热火朝天，人人兴高采烈。
    1953年3月8日我参加了区署召开的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全区共１２个团支部，
    193名团员。会议要求，发展新团员掌握在现有团员的12%以内，分“五四”、“七一”、“十一”、“元旦”四期接收。团费每季交一次，每次500元。我白天参加整党学习，听讲七八次；晚上参加群众大会，宣传学习婚姻法十五六次。
    我先后两次去了西庄子，看望孩子。每次去时总听赵妈和菊兰不停地念叨，说什么“你成天光知道忙大家的事，没黑没明，没完没了，把心全不往婆娘、娃娃们身上操。把两个娃和他妈往这儿一送，就不管了，也不问一问他们的吃呀、穿呀、病呀的”。我听得不耐烦，便说：“我上了十几年学，不能出外参加革命，在本村还能不好好干？光顾自己私人的日月光景，能行吗？”菊兰说：“大家的事，要大家干，光把你一个人挣死，也不顶啥。你娃病了，看病吃药不又得花钱？谁管你哩！”说来说去，越来越说不到一搭，我干脆回家，一走了之。到家后，我气愤不过，又不好对母亲说。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便编了一段歌谣写于日记中：
    买眼镜，要配光，好夫妻，不勉强。
    火性热，水性凉，水火难在一起放。
    一个是：能言利嘴又漂亮，十人她能面五双，高帽一戴三尺长，笑里藏刀把人伤。有错误，不敢讲，恐怕把她脸皮伤，自私自利小心肠，总嫌他把公事忙。
    一个是：拙口笨舌黑模样，人前说话全没向。实则实，谎则谎，本本分分一个样。人批评，他不犟，知错改错心里亮。大家的事他着忙，辛辛苦苦没下场。照他俩，这个样，怎么能把幸福享。瞎子要找跛朋友，啥人要找啥对象。各找各的称心人，幸福和睦喜洋洋。
    我写此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对方改造思想，用的射心法，是否妥当，还待考虑。
    1953年4月11日乡政府开委员会时，讨论了开垦村南娘娘庙的事。解放前，国民党的军队为了修筑碉堡，竟把娘娘庙拆了，把砖瓦木料全弄走了。剩下的庙底子破烂不堪，杂草丛生，影响村貌。乡政府想现在把它收拾好，让人开垦。但很多人都不愿去动它，嫌是神庙，特别是送子娘娘。如果娘娘怪罪起来，可不得了。我才不信这一套，认为这全是迷信，便答应由我们互助组承担，把刨出的砖同乡政府分一半，开出的地归互助组。

1953年4月12日

1953年4月12日我和广前到庙子上看了一遍，回来后便和大家商量。其他人都不愿意，我只好和广前两个人去干。断断续续干了好多天，一直干到5月下旬，共刨了2000多匹砖。虽然刨砖时出力流汗，我解下腰带，脱了领褂，回家时却忘拿了，但把砖卖后自己分了５.８万元，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953年5月4日我以７斗麦从会上买了一付车脚子，请来木工俊元、铁匠文彬把它钉好，才彻底解决了拉麦的困难。在这之前，虽然有了大牛，互助组拉麦驾辕不成问题，但大伙买来的车箱却没有轮子，仍拉不成麦。
    1953年夏收前，我卖了驴和地，买回了大牛。虽然解决了拉麦的驾辕牲口的问题，互助组巩固下来了，没有垮台，但到了麦收的时候，牲口价正大，一头大牛是用一头驴和６亩地换来的，这个经济损失却是很大的。况且，整个夏收只打下４石小麦，没有一头牛的价值大，这个经济账也就不能算了。而且买下的这头牛，力气不小，能独犁、独耕、拽上走，行动迟缓，打又打不动；粗蹄子笨腿，回个弯就得一大会儿时间，慢慢吞吞的，真急人。特别是碾场、拉料，一天时间干的活，还当不到毛驴一晌干得多。耕地也没有毛驴快。家里人个个提起碨面、拉料使唤牛，就大发熬煎。
    1953年12月21日我又花了８５万多元，买了一头毛驴，才解决了碨面、拉料、耕地、骑坐的问题。家里人都觉得轻松了许多。{#PageCon#}

1954年

1954年春节过后，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粮食的统购工作进入了强迫命令阶段。政府对群众不再进行思想教育，而是采取单纯完成卖粮任务的做法。村里不但晚上开会，而且白天也开会，有时一天三晌整天开会。卖余粮不再是自报，而是采取自报公议或民主评议的办法。
    1954年3月9日后新庄巷负责粮食统购工作的同志在会场决定，对侯天耀、侯夏纪等４人家中的颗粒粮食全部装尽。
    1954年3月14日后新庄巷又对凡是被怀疑有粮不卖的户进行搜查。
    1954年3月15日我家也被搜查了，弄得人心惶惶。藏粮不卖的现象各村都有，有人藏于地窖内，有人藏于茅房里，有人藏于顶棚上。对藏粮不卖的户，一经发现，便要进行批判。东庄村牛霍来，就是因为藏粮被发现而害怕批判，便跳井自杀了。
    1954年3月17日乡长在总结会上虽然对强迫命令的行为作了检查，但党的威信在群众心目中还是大大降低了。
    1954年3月18日乡里开始评议缺粮户，后新庄巷仅有两三户不缺粮。这时，政府又开始让人买返销粮，维持生活。我在去年“三干会”上，就有能否“让有余粮的群众，把粮食存放在国家仓库，等有意外用粮时，再取回来”的想法，但为了避免别人说我思想保守落后，始终没敢在会上提出，只是写在了自己笔记本上的发言提纲里。
    在粮食实行统购工作的同时，国家发行了建设公债，我也认购了８万元。我虽然也带头卖了余粮，但后来也卖了不是余粮的口粮，因此心里总觉得政府这种做法已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降低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1954年4月27日我套牛拉车，把寿木板拉回家来，了却了一件心中的大事。母亲见了这寿木板，心里也很高兴。
    1954年7月1日我同侯金锁赴县参加团支书联席会。雷秘书和周鸿钧在团支书联席会上作报告，要求完成3项任务：
    1．要巩固提高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
  （1）培养组、社领导干部；（2）贯彻互利原则；（3）协助党做好建社工作。
    2．完成夏征、夏购任务。
    3．组织知识青年安心农业生产，参加互助合作。
    1954年7月18日工作组召开互助组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建社计划。
    1954年8月2日县上的刘永康同志下乡来召开了群众会，讲了入社的具体问题。他就住在我家门房里。
    1954年8月12日农业社召开了建社的报名大会，我带头报名入社。刘永康同志便向我谈了让我担任农业社会计的意见，晚上我便参加了建社委员会的会议。从此，我便开始了建社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先登记各入社户的土地亩数，再评定地的肥瘦等级，并按各地段、地名编顺序号数；按照评出的产量等级进行折算；将入社的牲口、车辆、农具等进行折价登记。
    1954年8月23日晚上，工作组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并通过建社委员会的名单。然后，由建社委员会提出了社务管理委员会名单：社主任由靳自荣担任，副主任由侯志农（原名张苟）担任，管财务，侯根全管生产，王碧洽负责妇女工作，我任会计，侯一鸣任出纳，侯荣善任粮食保管员，崔子玉任农具保管员。全社共有社员115户，划分为６个生产组；有耕地2665亩，按肥力分为九等。等与等的产量差距为７斤，共折1150多股。牲口75头，评价为10800万元。我家的地30亩，折为21.8股，牛评价为200万元，驴评价为65万元。
    1954年8月29日互助组便将各社员户的牲口拉在一起，合在一个槽上，由饲养员专门喂养。本组的饲养室就占用了我家的车房，因为这里离井最近，最方便。
    1954年9月17日路井乡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大会胜利召开。乡政府在六世祠门口的大场里搭起了戏台，六世祠便成了召开社员大会的会议室。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志。早饭后，全体社员都聚集在一起先照了全体相。各乡、各村、各互助组、各机关单位，送来了30多面锦旗，并派代表来参加大会。
    大会开始了，张建书记讲了话。他要求大家，把今天的红红花花，变为明年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要团结一致，加强学习，提高产量，增加收入，为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努力奋斗！
    晚上，大会请来线腔戏班和高家村的“自乐班”表演了精彩节目，完小学生演的《五谷丰登》很受欢迎，赢得不少喝彩和掌声，真是喜气洋溢，热闹非常！
    1954年10月14日我去区公所参加了团支书联席（扩大）会。团委书记党广和作报告：全区3671户农户已组织起来了，占总农户的54.7%，已建立起了两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已有12名团员入了社。全区青年有4987人，其中团员有218名，仅占4%。赶1955年元旦前全区要完成发展180名团员的任务。领导为了让我专心搞好会计工作，便让侯天义担任了团支书。
    1954年10月30日县上组织社干部去外地的农业社进行参观学习。路一社有主任靳自荣，妇女主任王碧洽和会计（我）参加。这次参观是由省委农工部组织的，渭南专区17个县，共有代表119人到会。

1958年8月

1958年8月7日我早饭后便坐上汽车去渭南参加县上组织的统计工作现场会。到渭南时才日色过午。我和雷文现去双王乡八里店看了植棉能手张秋香的棉花。棉株已有５尺高，每株已长出了十七八个棉桃。每亩4700株棉花，标牌上的指标却竟是亩产籽棉7600斤，真惊人！
    1958年8月8日我们集体去程家乡参观了统计工作的“三台”（光荣台、评比台、批评台）和“五化”（行动军事化、作风群众化、报表快速化、数字准确化、统计图表化）。他们的统计图表化，搞得相当好。
    1958年8月9日因下雨，我便步行至渭南听陈局长的报告。陈局长先传达了保定会议的精神：统计工作如何大跃进，要政治挂帅，在运动中领导运动；要搞预计，搞进度，要打先锋，不能“马后炮”；评比要有先进，有落后。他并提出了今后的要求：苦干一月，使渭南统计工作的红旗插遍全省，以促进生产，促进工作，当好促进派、革命派。
    1958年8月11日我开完会一回去，就主动绘制比武台。各队正大搞工业集资，收集社员家中的废铜烂铁。我便把家里的一斤半铜麻钱、旧铁犁辕子和父亲在世打铁用的大锤、大钳、虎头钳、铁砧等都当做废铜烂铁支援了大炼钢铁。
    1958年8月14日各队工业集资多少的大绘图表——“比武台”贴出了。
    1958年8月21日路井社向区上来的检查团报告了完成“工业集资”之喜。正如群众形容的那样：高潮高潮接高潮，走不快了赶紧跑！
    1958年8月24日我又去合阳县参加了４天的会计会和统计工作会。董继昌县长在会上讲了话，他既谈了会计工作和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又谈了1959年小麦全县平均亩产要达到600斤到800斤，要以大搞积肥运动来迎接检查团，每亩地要积肥3万斤，要做到“遍地无杂草，到处是粪堆”。最后董县长又说，毛主席在视察河南七里营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好！”它不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含有共产主义因素，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现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都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大家回去以后，要认真学习有关文件，马上展开讨论：人民公社有没有优越性？咱们要不要办？能不能办？县上的具体意见是，一个乡办一个社，政社合一。干部暂时不动，其他具体问题待以后解决。
    1958年8月30日全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路井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了。刚成立的路井公社，不但包括了原来的前进社、新生社、卓立社、晨钟社、友好社、路井社、团结社、三兴社、光明社、和平社、北党社、五星社等12个高级农业社，后来连独店乡和孟庄乡也包括进去了，真是“一大二公”的大摊子。
    1958年9月1日我把连夜绘制的“比武台图”贴在会计室的大门外。“比武台图”上端端正正地写着“金子入炉辨虚实，好汉擂台见高低”14个大字，从上至下共分3层。从左到右共分22个小队。图内写着各队工业集资所完成数字的百分比。图的上层为上游，中层为中游，底层为下游。每“游”又分3层，共9层，各层分别绘有图形和文字：
    一层图为红旗，文字为：人人夺红旗，个个争第一。
    二层图为卫星，文字为：遍地放卫星，到处立奇功。
    三层图为火箭，文字为：速度赛火箭，干劲冲破天。
    四层图为飞机，文字为：飞机不加油，落在人后头。
    五层图为汽车，文字为：汽车居中间，松气落后面。
    六层图为自行车，文字为：苦干加巧干，才能奔向前。
    七层图为跑步，文字为：快跑来不及，插翅飞上去。
    八层图为慢走，文字为：稳步慢腾腾，未闻跃进声。
    九层图为睡觉，文字为：警笛嘟嘟叫，他还在梦乡。
    1958年9月2日晚上，我写好统计工作的喜报，召集起22个会计，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了公社，算是实现了统计工作上的“三台”和“五化”。
    1958年10月28日公社今天宣布：从下月起，社员劳动所得的工分，就只作为发工资时的参考，不再作为发工资的依据，而现在发工资的依据是各个劳力所评定的级别。评级的标准有5条：1．政治思想；2．体力强弱；3．劳动态度；4．技术高低；5．参照底分。工资发放的标准是：八层为基本工资，按所评定的等级拿基本工资。两层作为奖励工资，共分9个等级奖励，各等级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为：一级占4%，二级占5%，三级占8%，四级占10%，五级占20%，六级占20%，七级占15%，八级占10%，九级占8%。底分最低为3分，即一级；最高为11分，即九级。
    1958年11月1日全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真的到了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的程度了吗？真的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吗？那么，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包产、包投资的“三包”，让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吗？吃饭不要钱，那么食堂也就不要馍票、菜票了吧！财会人员也就轻松多了。真是谢天谢地，谢谢党和毛主席了。
    吃饭不要钱的政策一宣布，食堂真的也就不要馍票和菜票了，人们能吃多少吃多少；做活也就不记工了，什么“三包”，什么以产定工、财务包干、定额记工，一律不要了。大家都以冲天的干劲，饱满的热情干活就行了。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有活哪里干，哪里有饭哪里吃。队与队之间，可以互相支援，大力协作，不讲报酬。真是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但这只是外表看起来轰轰烈烈，干劲冲天，干出事儿来的实际效果并不大。每天晚上，队长出工铃一打，临时组织突击拉粪。几十个人拉一个大胶轮车，送上一两回粪，回到食堂大吃一顿。有人拉车时也挂条绳，车跑得快，他落在后边，赶也赶不上，咋能使上劲呢？拉毕到食堂吃饭时，吃了一碗又一碗，直吃得口里发哼声，几乎走不动。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了，今天你有病，明天他感冒，出现了“病人多，孕妇多，产妇多”的“三多”现象。特别是一些重活、累活，像除圈、铡草、轧花等没人爱干。{#PageCon#}

1960年4月13日

1960年4月13日我和路井大队的支书李汉斌去韩城县参加全县的“五干会”，即县、社、管区、大队、小队的干部都参加的会议。
    1960年4月15日大会开始，由县委刘治平书记作报告。刘书记指出，要积极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力量，为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准备条件。1959年的社员分配收入人均达到7元5角。分配部分供给占到27%，工资占到73%，人均口粮为364斤。今年要使社员分配收入达到人均100元。口粮分配要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队，定期发票，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要改进工作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
    “五干会”进行到“三反”阶段的讨论时，要求人人发言，并向大家讲明：自动交代的人不给处分。我觉得自己没有啥问题可谈。但仔细一想，去年制定1959年决算分配方案时，当时全大队实有人口2843人，因在外的人口有的不时地往回迁移，还有经常出生的人口。如果把这些不估计在内，这半年的口粮从何处来？于是我便和李支书商议，李支书说：“是呀，那就按2880个人计算吧！即使迁移和出生的人用不了的话，大忙季节还可为牲口加点儿料。咱们22个小队，一个小队一两个人也是正常的呀！”于是我便按2880人上报，可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有点儿不妥当。“三反”运动愈来愈紧，等以后被人查出来，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总觉得被动，倒不如自己先讲明情况主动一些。于是我便在小组会上谈了这件事情。不料大会竟把这件事情当做问题，要作处理，并要李支书和我在大组会上进行检讨。
    1960年4月22日大会宣判处理了21名犯错误的干部，并法办了4个人。大组会上，陈诚义书记宣布了“对李汉斌、侯永禄给予‘党内警告’的处分”的决定。我真后悔不该自找麻烦，自讨处分背。
    1960年4月30日公社召开会计会开始“三反”，为公社的三级干部会上的“三反”做准备。陈书记要求会计们暴露问题，彻底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会议不受时间限制，不可蒙混过关。
    1960年5月4日到5月8日我又开了5天的三级干部会。
    1960年5月23日我正在本小队铲豌豆，县上来通知：要我去韩城开会。我觉得县里的领导简直不知农事的闲忙，但也只得放下紧急的农活与繁忙的会计工作，怀着不满的心情，去参加有六七百人出席的大型粮食会议。一路上，我看见有的地方已经搭镰收割小麦了。
    1960年5月29日今天，会议正式开始了，提出的统购政策是要购买余粮的90%至95%，执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标准。夏粮平均每天不超过1斤，拾麦必须归队。主粮区的“三定”标准为270斤。
    1960年6月2日公社组织各个大队的割麦标兵，要在路井大队第四小队的靳家岭地的“百亩丰产田”里展开割麦大比武，共有108名英雄好汉要来大显身手。四队队长侯要武在大比武的先一天，就忙着安排劳力，割净地斜头，并借来物品、担水等，做好了各种准备。
    今天一早，送水的、拉耙的、套车的、接待的人们为比武忙个不停，但一直等到半晌午，却还不见人来。社员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龙口夺食’的大忙天，半天不出工，让几十名劳力在这儿静等着，这是支援夏收吗？”有人说：“这像争分夺秒抢收吗？！”正说着，只见远处浩浩荡荡的百多人来到了地头。英雄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各就各位，静等号令。
    只听得一声发令枪响，这一百单八将，一个个挥动镰刀，前后飞舞。“呛呛呛”地，麦子一行行应声倒地。好汉们弯腰弓背，抡镰割麦，头上冒汗，背上流水，谁也顾不得擦把汗，喘口气，喝口水，一鼓气要割到地头，真是手快如飞！赛过名将梁绪宗的确实也不少。路井大队的女将习青梅争了上游，一下子也出了名。不到３个小时，100亩小麦，平乎乎铺了一地。下午两点，决赛结束了，英雄们才回去吃饭。
    但四队的社员好不知足，有的说：“割麦不收份子，硬叫太阳往干的晒哩！硬叫麦颗籽到完的落哩！”有的说：“这不叫割麦比赛，这是比赛看谁糟蹋得多，麦茬有半尺高，一地乱踏，像是牲口打过滚一样。”有的说：“梁县长亲自领着干的，就不看这质量，这叫‘颗粒归仓’吗？这叫颗粒不要，光要麦秆秆。”也有人说：“唉，100多人，割了一天，光打杂的就有四五十人，也不知这是啥计划？为了啥？大概是图了个名气大。”
    队长只好安排社员专门收好份子，才能用车拉载。由于麦茬高，倒的麦多，有的地方，麦耙都拉不过去。麦颗子齐刷刷落下一地。听人说，跛子老汉侯得法，用笤帚扫麦颗，就扫下三四百斤。真可惜呀，把100亩丰产小麦硬给糟蹋哩！
    1960年6月5日１３岁的学生侯大庆，听社员说马勤快割麦最快，一天能割４亩地的麦子，决心赶超他。我为此编了段快板《超勤快》：
    侯大庆，真可夸，夏收割麦顶呱呱，
    年纪虽小决心大，一心超过马勤快。
    火红太阳他不怕，人家休息他不乏。
    腰酸腿疼他不顾，独自一个捉镰把。
    社员个个笑哈哈，大庆赶上马勤快！

1960年7月17日已夏收毕

1960年7月17日已夏收毕。在路井公社的“三反”会上，有个公社领导说：“今年产量没核实，竟然实产比去年低了。路井战区仅164斤，比去年低90斤；独店村低了67斤，测产时是240斤。这七八十斤哪里去了呢？一定是压产、瞒产、偷产了。我们坚决要查清楚，核出来，不能贬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优越性。”我认为这是明明白白地鼓励虚报浮夸啊！
    1960年10月11日中央的精神传达下来了，说农业赶不上去的原因是两年的自然灾害及三年的大跃进造成的。例如，基建战线过长，劳力浪费过多，计划以外的事搞得太多，人口增加太多（已达6.8亿人），出口较多，“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严重。中央号召要“低标准，瓜菜代，抓食堂，除‘五害’（虚报冒领，提高等级，抛撒浪费，贪污盗窃，霉坏变质）”。
    1960年10月12日晚上，我万般无奈地从黑地里走到街上公社的面粉厂，找到了靳主任，买了25斤麦子麸皮，带回家来，好拌菜疙瘩。我想，有一点儿粮，也许就饿不死。
    菊兰避过我，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白天不敢去，因为人家种苜蓿的生产队专门派人看管，只能晚上去。她们去到公社办的养猪场后面，又到北党村头，来回十几里路也不嫌远。我听人说，北党看苜蓿的人和偷苜蓿的妇女打过架的事，便给菊兰说：“人家去偷苜蓿，咱可千万不能去。咱是干部家属呀！”菊兰却说：“干部，干部！干部能不吃饭吗？你哪一顿不吃能行？若有粮食吃，谁还吃这牲口的草呀！你能弄下吃的，我才不愿当贼哩！”说得我无话可说。心想：黑市粮食价钱大，咱又找不下，谁也不敢卖给咱，况且咱也没有钱去买黑市粮呀！难道真的要往死的饿吗？
    菊兰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地到地里埝下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引玲和胜天，星期天去西庄子看他外婆，回来时外婆送他们，在没人的地方，再掐上些麦叶，裹在袱子里拿回家，用面粉厂买回来的那一点儿麸子拌上做成菜疙瘩来吃，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向前拖着。
    有人以拍花花手的形式编的儿歌是：“你一我一，标准太低；你二我二，模糊泡菜；你三我三，红薯秆秆；你四我四，家家闹事；你五我五，肚子敲鼓；你六我六，顿顿忧愁；你七我七，唉声叹气；你八我八，拉耱拽耙；你九我九，不偷就咎；你十我十，吃饭积极！”
    1960年10月22日今年的鲜蛋收购大跃进计划，单靠往年的正常收购办法来实现，那就差得很远了。
    在大跃进的年月，党和政府号召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因此必须以农产品出口兑换进口炼钢材料。由于受到浮夸风的影响，订的出口计划很脱离实际，同国外签订合同的依据，便是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而订下合同不能兑现，就会影响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所以原来只涉及供销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鲜蛋收购任务，就慢慢变成了全党重视、全民动员的政治任务了，并且是一步紧过一步，一天紧似一天。刚开始，鲜蛋收购任务并不明确，并未落实到大队，更未落实到小队和户。后来将任务分配到大队和小队，小队又分配到养鸡户。全路井大队，鲜蛋收购任务是１３００多斤，每人半斤多，每户两斤多。干部们认为这根本完不成，只是说说而已。小队也只是按养鸡户的鸡数分配了任务，号召完成任务罢了。上边催得紧了，就抓一下，多卖些蛋；催得慢了，就少卖些蛋。
    可是到后来，上边催得一次比一次紧，成了正经事，干部们也就越逼越紧。据说是为了换外汇，又有人说是为了给苏联还外债。原来一个鸡蛋5分钱，收购价是每斤5角8分钱。但任务一紧，养鸡户有任务，赚不到钱还受不少气，还不如没养鸡的农户清闲安然，不受气。这样，村里便出现了藏鸡、卖鸡，甚至杀鸡的现象。养鸡户说：“养个鸡真受气，干部天天要鸡蛋。不喂鸡，多清闲，鲜蛋任务他不管。”四队丙才家的16只鸡，育亭家的8只鸡，全卖光了。同云家在国庆节把母鸡卖了，只剩下了公鸡。
    我为了响应号召多养鸡，便要花钱去买鸡，但母亲和菊兰都不同意。
    1960年11月14日晚上，公社又开了第三次全体干部鲜蛋收购评比大会，规模和声势都很大。为了完成任务，大队、小队不知开了多少回会。大队、小队的干部想尽了办法，派人在外买回的鸡蛋，有的按户、按人摊钱。群众说：“这和国民党的派差事、派款子一样。”有的队为了避免社员的不满言论，干脆从队里的副业收入中开支了钱。为完成任务而额外花的钱，仅路井大队就花了4820元。其中社员约花1000元，小队约花2618元，大队约花1202元。如果把小队派人出外买鸡蛋所记的工分再算上，那就更多了。{#PageCon#}

1960年是解放后最困难的一年

1960年11月21日陈书记在公社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又传达了上级精神，即要自力更生，不向上要。用“核、压、挖、清、节”5个字的办法来解决困难；要少支出一些，以不饿死人为原则；要多购一些，以不购过头粮为原则。今后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安排后8个月的粮食标准的思路是：“三低”、“二平”、“三提高”。最低15斤，最高18斤。“三低”的“三”是指11月、12月和1961年元月这三个月；“二平”的“二”是指2月和3月这两个月；“三提高”的“三”是指4月、5月和6月这三个月；共分8个等级。
    1960年的11月、12月和1961年的元月，每个人平均一个月只有15斤粮。后来“以人定量”的标准，把口粮一压再压，一月比一月低，尤其是人口多，劳力少，大人少，小孩多的户，困难就特别大。如果只按人口，不分大小，那还可以小孩成协大人，现在不行，我家7口人，4个娃，都在10岁以下。按3个月口粮的低标准是：1～2岁的娃每月3斤，3～5岁的娃每月9斤，6～7岁的娃每月11斤，8～11岁的娃每月16斤。12岁以上的大人也分了四级口粮标准：轻体力劳动者每月18斤，一般的人每月20斤，重体力劳动者每月23斤，特殊饭量大、干过重体力劳动活的人每月28斤。
    我和菊兰按一般人的口粮标准对待，每月20斤，母亲年老做家务，不参加集体劳动，口粮标准为每月18斤，引玲、胜天都为16斤，西玲11斤，丰胜9斤，全家7口人，每月共分口粮110斤，每人平均不到16斤。3个月共有92天，每天3顿，共276顿。全家人每顿饭共吃1斤2两粮，每人吃不到2两粮。
    这时候受饿少的人是：食堂的炊管员和饲养员。社员有句顺口溜：“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偷料哩！”社员说：“粮食吃到口，先要过五关：场里打下，入到队内库房，交给保管员，秤高秤低，损耗库溢，这是第一关。再由队里领回食堂，由管理员负责库溢库损，这是第二关。然后加工碨面，入水剥麸，出粉率有高有低，由碨面人负责，这是第三关。然后交给做饭的，将面蒸成馍，做成饭，这是第四关。最后由掌勺的人舀给社员饭，发给社员馍，碗有大小，勺有宽窄，相好的、对劲的，见面低头不问的，这才过了第五关。”社员还说：“狼吃鬼掐，给社员剩个瓜把！”又说：“社员不怕标准低不够吃，只害怕吃不够这低标准。”四队有个单身小伙子，实在饿得撑不住了，就把食堂印的“饭票二两”的“两”字改为“斤”字，管理员发现后，把他狠狠训斥了一场。
    大家都各有各的办法，我家却不知该怎么办，只能食堂给多少，自己吃多少。每顿饭都是菊兰端上个大脸盆，跟着大家排在长长的队伍后边，等着一勺一勺地舀稀饭糊糊。一户一户舀到头以后，人们还不立刻端上盆子散去，而是低着头两只眼一直盯着锅底，等着匀那一点点残汤饭底子，直到舀饭人拿饭铲铲净最后半勺子后，才无可奈何地走去，哪怕天气再冷，把饭等凉了，也不在乎。菊兰端回了稀饭糊糊，全家人围在一起，才一个个舀到各人的碗里。每次吃毕饭后，西玲在炕上往后一挪，总低声地长叹一声气：“唉！”不知是喝胀了撑的，还是嫌没喝够而难受的。谁也不敢问，也不愿问。只是3个大人互相看看，默默地，眼圈儿禁不住红了起来。
    我心想，总不能眼睁睁地把人往死的饿呀！家里还有十来间厦子，四间半大房呀！把房拆掉卖上一部分换些粮票，买点儿粮吃吧！母亲却舍不得地说：“１０间烂厦房，住着能遮风雨，但拆下来却是一把渣，能值几个钱，能买几斤粮啊！况且政策有规定，社员房屋不许随意买卖，咱当干部的能违反政策吗？”东边院子前面有间半大房，倒是能值几个钱。但队里饲养室占用着，我能挖社会主义的墙根吗？不行！不行！这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1960年是解放后最困难的一年，而这年的12月又是这最困难的一年中吃粮标准最低的一个月。
    1960年12月22日我的病稍微轻了些。赵妈３天后来看娃，提了一笼麸子馍。她也入了食堂，哪里来的麸子馍呢？原来自从夏收后，她就在没有耕过的麦茬地里一枝半穗地拾了半个多月的麦穗。叫下她“瞎子十爷”来推碨。笼子里的麸子馍就是把碨下的面和麸子搅在一起蒸下的馍。多亏这馍，才救下菊兰娘儿俩的命，不然娃没奶水水，咋活得下来哩！菊兰坐了这个月子，连一个干馍渣渣也没见过。什么鸡蛋呀、红糖呀、猪肉呀、滋补品呀，想也没敢想过。只有用食堂里舀下的几勺子红薯糊糊，端回来止饥了。她晚上饿得不行了，在炕洞的灰里煨上个萝卜，就算吃上好营养品了。
    我先给娃起了个名字叫“三胜”。因为他是第三个男孩子，又因为他正出生在公社“三反”会期间，还因为这一年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举得最高、叫得最响的第三年。后来觉得“三字”不甚好听，数字也太小。母亲提出叫个“万胜”。我一想，很好，何止三胜、四胜、百胜、千胜，定能万胜！毛主席有句语录人人会念，那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孩子一定会战胜万种困难，坚决活下来！
    1960年12月25日公社为了解决社员吃粮不足的困难，响应中央提出的“瓜菜代”的号召，由社长高万春领着数百名社员到黄河滩里挖马淋根（一种类似芦苇的野生植物），以此来充饥。黄河滩是一片荒滩，社员们只好用柴草搭起一间间草棚居住，以遮风挡雨。天寒地冻、夜罪难熬，大家只好生火取暖。晚上，不知是谁，一不小心引着了草棚。冷风吹来，火趁风势，风助火威，草棚一个挨一个着了起来。社员们从睡梦中惊醒，乱喊乱跑，谁也顾不上管谁。衣服着了火，脱又脱不掉。有人急中生智，就地打个滚，身上的火焰便小了，便急忙脱掉衣服，光着身子逃离火场。不幸的是，有两个年轻人，身上着了火，风地里乱喊乱跑，用手乱拍乱撕，终究脱不掉火衣，直烧得体无完肤，浑身是伤。等到大伙儿救起时，已经奄奄一息。第二天把人送回来放在巷东头的庙内，人已经动弹不得，只听到他们口中发出微弱的叫声：“疼，疼——”，不久便断了气，其余受伤的还有四五个人。这事真令人难过！
    1960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人称《十二条》）宣传下来了。《十二条》指出：要反对“共产风”，要把公社化初期“一平”、“二调”了的东西作退赔；公社占用了的房屋要出租金；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供给部分不能超过分配部分的30%；要恢复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
    1960年12月29日路井街上举办了物资交流大会，晚上，公社便召开了退赔兑现大会。路井大队在大会上领到了公社棉绒厂修建时占用耕地的价款2075元，还领到了各小队占用社员房屋作饲养室、保管库房、食堂大灶等的租金1800元。社员一下子就高兴了。
    1961年元月15日我造出决算前的资金平衡表，开始协助各队算分配数。这时，省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侯树堂和雷永祥回家探亲，发现路井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牲口死亡很多，拉磨、拉土、耙地、耕地都没有牲口可用了，全由人力来拉。浮肿病人相当多，社员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没精打采，群众中的不满情绪也不少。说什么“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唤”；“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人民公社是天堂，社员饿得遭饥荒”；“干得再紧，吃不过留粮标准”；“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排除万难，一顿吃完”；“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队长见队长，穿的皮大裳，保管见保管，都是肥大脸，会计见会计，谁的‘飞鸽’利”。

1961年元月24日

1961年元月24日老同学雷永祥来我家探望。我们彼此谈了些如何安排好群众生活的问题。我只用开水一碗，招待了相别十多年的老同学，也没敢留他吃一碗饭，因为确实端不出一碗饭来。
    1961年元月26日菊兰虽已满月，但仍不能去娘家。赵妈一个人的饭票咋能够３个人吃呢？往后的日子可该怎么过呀！这天晚上，天气异常寒冷，滴水成冰，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屋檐上的冰凌足足有一尺长。菊兰流着泪悄悄给我说：“我看往后的日子实在没法过，你有病，我才坐了月子，妈年纪又老了，加上四五个娃，把咱俩挣死，也养活不起这一家子啊！不如把万胜趁不懂人事早早给了人，让娃讨个活命吧！”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便说：“唉！娃一个月只分３斤粮，连喝粥糊糊都不够。哪里来的奶水啊？与其在咱家饿死，倒不如给人家，讨个活命好些！”我便抱起满月不久的小子娃，哭着说：“万胜啊万胜，把你给了人，你长大后却不要骂你大和你妈太狠心！只因你生不逢时，我和你妈实在是养活不起你啊！把你给了人家，总比饿死在咱家好呀！”母亲走进门，看见我们两口子都红着眼圈不言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便问道：“咋了，你俩又闹事了吧？”菊兰说：“没有，他说娃一天只分一两粮，不够吃，想送给人。”母亲一听，急得变了脸色说：“不行！狗上世来，头上都顶着三分粮哩！能到世上来，就能活前去。这么好的小子娃，咋能舍得给人哩！”我泪流满面地说：“妈！咱一家八口人，她才满月，我又身体很弱，经常害病，街上卖的馍一个要卖一块钱，靠我俩天天劳动一年能挣多少工分？能分多少粮？能养活全家人吗？若饿死在咱家，还不如给人，也许能讨个活命！”母亲仔细一想也是，便说：“实在没办法，这也是个讨活命的办法。不过不要忙，慢慢打听上一个爱娃的好人家。”我点点头，心中便盘算着如何找一个好人家。
    1961年元月27日下午，保管员侯寻荣来我家办理有关手续，见我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便关切地说：“你身体咋成了这样子，得补一补。到街上买几斤菜吃一吃，身体自然会好的。”我苦笑了一下说：“是呀，菜能补，买菜是要花钱的。只是家里连饭都吃不上，还买啥菜哩？”又看了看睡在炕上的幼小瘦弱的万胜，便吞吞吐吐地说了想把娃给人的想法。寻荣听后默默无语地走了，便把我想把娃给人的消息悄悄传了出去。
    1961年2月12日今天是腊月二十七，也是春节前最后一个集会日。我去会上想办些年货。由于市场刚开放，上会的人非常的多，但物价特别贵。一张红纸２元，一斤萝卜５角，一个蒸馍１元，一斤枣３元。我在会上看来看去，觉得什么也买不成，只好空着手回来了。但是春节的对联还是要写的，我便拟了两副：
    鼓起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