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中的摆动模式——以粤北方洞瑶族村为例?

作者：何海狮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5/11/24  浏览次数：15次

［提　要］生态移民被视为保护生态脆弱区环境和提高原住民收入的有效手段不断被各级政府复制。基于粤北山区一个瑶族生态移民的田野调查表明，瑶民生产生活并未脱离原住地，而是出现两边摆的情况。这种摆动模式应被视为瑶民的生存策略，也是瑶民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文章重点分析了摆动策略得以产生和维系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基础。文章最后基于摆动模式研究，对生态移民政策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生态移民；瑶族；粤北；摆动；扶贫

一、引言

政府主导下的规模化移民可简单区分为工程性移民和非工程性移民。前者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水库移民，其特点是不可回迁性，原居住地一般已被水库、工业区等工程占用。后者则一般保留原居住地，移民有回迁的可能，其中生态移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生态移民一般作为各级政府扶贫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生态移民的迁出地一般是生态脆弱区，如广东的生态移民主要集中在粤西北的石灰岩地区和高寒山区。而生活在这些生态脆弱区的居民也通常较为贫困，特别是石灰岩地区，如粤北连南部分地区。因此，政府选择生态移民政策的考量是显而易见的。一则可以有效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环境。特别是粤北瑶族地区，其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被政府甚至社会视为环境破坏的主凶，有效地让瑶民迁移出去则被视为保护环境的不二法门。二则可以提高原居民的生活水平。政府的思路是，原居民迁移到商品经济繁荣的区域，可有效增加获取货币的手段和能力，务农、务工、经商等都是很好的生存与致富方式。

生态移民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就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实施。宁夏、青海等西北地区，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以及广东西部和北部地区都是较早实施生态移民扶贫开发的省区。以广东省为例，自１９９３年起就开始实施粤北石灰岩山区大规模人口迁移计划，地域涉及韶关及清远下属清新、阳山、连南、英德、连州、乐昌及乳源７个县市。到１９９８年止，在两市各级政府的积极动员下，迁移人口达２２?保低蛉耍?其中瑶族移民占了较大比重①。此后生态移民政策并未止步。本文所研究的村落除在１９９８年进行大规模生态移民搬迁外，在２００２年还有过一个较小规模的搬迁。而广东省在２００９年开始启动的“双到扶贫” （“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政策中，生态移民依然被视为重要的扶贫手段之一②。

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讨论从不同的层面展开，其中包括自上而下的移民政策及技术考量（如迁移意愿、迁移人群、迁移技术等）③、自下而上的适应问题（如文化适应、迁出与迁入地的生态适应等）④等。这些研究部分地忽略了对移民主动采取的多样化的生存策略的考量。移民通常善于利用原有以及重新建立的各种自然社会资源谋求最佳的生存方式，这些生存方式甚至并不与移民搬迁政策相符，但却成为移民适应新的环境的重要方式，某些方面甚至值得政府重新考量并借鉴。

摆动模式就是生态移民较常采用的生存策略之一。移民充分利用移出地和移入地的自然社会及资源，往返于两地之间，最大程度改善自身生产生活能力。王晓毅考察青海的生态移民效果时发现，游牧民创造性地把移民点住所变成了游牧民流动的中转站，随着牧民游牧地点的变动，这些移民点住所使用权频繁在牧民间转手。而在云南保山一个傈僳族生态移民搬迁的例子中，由于山下生计问题难以解决，部分移民回到移出地生活，更多的选择在山上解决生计问题，而在山下享受社会文化生活⑤。

本文的研究则提供了另一种摆动模式的类型。在粤北方洞，由于部分瑶民迁出，部分瑶民依旧留在原居地，这样就形成了两类聚落点。由于血缘、地缘上的渊源，两地的瑶民联接成一个紧密的经济社会文化合作关系。在这个背景之下，原居地的瑶民和移民频繁在两地之间摆动，成为移民适应新的环境的缓冲手段，也成为改善搬迁瑶民及原居地瑶民改善生产生活能力的重要策略。

本论文主要田野调查点粤北方洞瑶族村，位于粤北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北部的瑶山中，海拔约８００米，定居历史约４００年⑥。方洞村下辖９个自然村，除少量婚入者外全部为瑶族（主要为盘姓和赵姓），总人口为１２７３人⑦，中山大学人类学家杨成志先生曾于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４１年先后率队在方洞及乌坑（亦在乳源瑶山）进行了过山瑶田野调查，留下了较丰富的调查与研究成果⑧，他们尤其关注瑶民的经济生活，并留下了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对理解瑶民生产生活变迁有极高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在文中主要描述和分析了方洞瑶族移民情况，但笔者相信，粤北生态移民特别是瑶族生态瑶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样，方洞的生态移民问题在粤北生态移民特别是瑶族生态移民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因此，笔者的野心在于，借方洞瑶族生态移民的事例说明粤北可能存在的类似生态移民问题。

本文主要是考察生态移民中摆动型的生存策略的操弄情形，并且认为这是瑶民最富有策略性和启发意义的生存方式。政府应该从瑶族的策略选择中获取今后移民工作的努力方向。

二、乳源及方洞生态移民概述

乳源生态移民是在自１９９３年广东省的生态移民总体规划的大背景下实施的。按官方统计数字，自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３年，乳源县兴建移民点１４３个，共搬迁２４７５户，１０８７７人。其中瑶族８９个村１６３５户，７２４６人。按人口比重来看，瑶族迁移人口占乳源瑶族总人口的４６?保保ァＦ渲醒?族移民人口大部分安置在经济较发达的汉族乡镇一六镇（安置５２４户２２１５人） 和桂头镇（２５２户１１１０人）⑨。

一般而言，搬迁前政府会统一征购一些汉区荒地以及少量汉人的水田（一般质量较次），然后在荒地上按一定规模搭建较为简单的平房，自愿搬迁农民自筹少部分现金后即可搬迁入住。按照“扶上马，送一程”的办法，政府尚投入一些人力、物力、财力为移民提供农技培训及进行一些生产生活设施配套建设。

方洞瑶民是在１９９８年正式搬迁的。其中方洞自然村搬出１０户，分别在汉区四个新建移民点居住；大初坑自然村３０余户迁至汉区六个新建移民点居住，原村尚留少量老人居住；细初坑全村２０多户全部迁出至汉区五个新建移民点居住；田心坪和桃岭两个自然村全部迁出共２０余户）至两个新建移民点居住；其余自然村都是零散迁居。此外，在２００２年方洞瑶民尚有一次生态移民搬迁，但人数很少。截至２０１２年，方洞总迁移人口约占方洞总人口的４０％。

从方洞瑶族搬迁时间可以看出，瑶民搬迁是在政府完成生态移民攻坚任务的最后一刻实施的。方洞瑶族也向笔者强调，他们当初并不愿意搬迁， “山下搞不到吃”。所以，１９９８年搬迁的主体其实是方洞四个无法通公路的村落。现在瑶民的搬迁意愿越发强烈，除了移民点较为便利的交通和较近的市场距离外，还与教育资源的集中化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对于方洞瑶民来讲，２０００年以前，孩子上学是较为方便的选择，方洞小学即设在村里。但教育资源集中后，方洞瑶民小孩上学的学校选择集中到了山下的桂头镇小学或乳源县城的小学。选择任何一个地方都意味着有孩子的家庭需派一个劳动力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陪读成本很高，房租、水电甚至食物都需要现金购得。在这个背景下，瑶民的搬迁欲望空前高涨，纷纷要求搬迁。可以说，教育资源集中化政策成为瑶民自愿搬迁最直接的动因。

生态移民是斯科特所谓“国家的视角”⑩ 下的政府实践。把散居在瑶山深处的瑶民集中搬迁至海拔低的汉区丘陵地带，集中安置在定居点，方便政府进行清晰化、数据化、简单化的管理。对于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把瑶民安置在他们方便管理的地方，将瑶民从传统的与生态紧密互动的生存方式和网络中抽离出来，放置到全新的环境中，政府认为，在这个全新的周围全是“现代化”的汉人的环境中，瑶民更易接受“现代化”的“熏陶”，更容易受政府管理，更容易被训练成为符合市场与政府需求的现代生产者。移民被政府“扔” 在新的移民点后，其后期安置通常为政府所忽视，其中尤以移民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尽如人意，特别是道路烂及饮水难，成为瑶民反映最多的问题。而政府则更强调村容的整洁，政府负责移民的官员在一份报告中一再抱怨这些瑶族移民新村的混乱不堪：“多数迁移人员生活陋习不改，随意乱丢乱放，乱搭乱建现象普遍存在，导致村中污水横流、人畜混杂，脏乱差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显然，政府希望瑶民在移民后视移民点为自己生活的唯一地点，希望瑶族视之为自己的家园，瑶民有责任保护好村落的环境卫生甚至有义务自行建设新村的部分基础设施。但实际上，瑶民的选择是多样化的，他们通常并不视移民新村为他们唯一的家园，瑶山依旧在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瑶民通常在两个地点之间来回摆动，以便获取最佳的生存选择。

三、方洞瑶族移民的摆动策略

方洞瑶民在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来回摆动，是多种因素相互关联的结果。政治身份、血缘及地缘的关联构成摆动策略得以实施的社会基础，而生计的选择以及宗教等文化事项的情感支持，则构成摆动的经济及文化基础。笔者就拟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全面考察方洞移民的摆动策略。

（一）社会及政治基础：“我是这里的人”

方洞瑶民迁移后，政府并未在迁入地给以户口准入的保护措施。瑶民的户口及政治归属依旧为方洞村委。同样的，瑶民原有的山地、水田等依旧为其所有。这样，瑶民的政治身份其实并未改变，改变的仅仅是居住地。户口问题的迟迟不解决是政府嫌麻烦（利益牵涉过多） 的策略，且政府认为在乳源户口问题并不构成移民成败的关键。但是，方洞移民却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积极参与方洞村委的政治决策，依旧视方洞及瑶山为他们当然的活动舞台。２０１１年春的村委换届选举中，四位新选举的村委干部（正副村主任及两位委员），除村主任未搬迁外，其余三人都是搬迁户（其中一名搬迁到本地某水库上班）。显然，从政治上看，移民和原居地的瑶民是一体的，原居地瑶民也并不排斥搬迁户。这种政治归属感的维系除了政治身份的界定及地缘的渊源关系下，还有血缘的保障。移民的部分亲属依旧生活在方洞瑶山，包括他们健在的父母及部分兄弟姐妹。

在血缘维系的意义中，需考虑作为父系血缘组织“厅”的价值。“厅”是连接父系血缘较近（一般三至四代以内）的血缘及祭祀组织，其所含家庭数从一个至十几个不等。厅有固定的物理祭祀场所，也称为“厅”。作为物理空间的“厅”一般很少搬迁，而依旧在原居地。厅不但是方洞瑶民最重要的祭祀家先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加强瑶民父系血缘认同的重要纽带。每年年尾和春节，搬迁户都会回到自己所在的厅，迎接当地瑶族仪式专家师爷为厅祈福，为家先祭祀的仪式活动。瑶族强烈的家先观念及厅的组织不断强化父系血缘关系，进一步重申父子一体感。瑶民相信，他们的根在这里。笔者最常听到的搬迁户的表述是：我们是这里的人，搬到山下去住了。言下之意是，他们仅仅是在山下某个地方居住而已，而他们终归是方洞瑶山的瑶民。

综上，无论是同一的政治身份，对血缘地缘的认可，还是厅作为父系血缘之联系纽带的重要性，都表明搬迁瑶民和原居地瑶民是一体的，双方都认可“方洞瑶民” 的身份。这是移民可回山上谋生并获得原居地瑶民支持和帮助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二）经济基础：“山上搞得到吃”

搬迁的瑶民常和笔者说：“我们在山下并不愁搞不到吃，我们有体力、勤劳，身体就是我们的本钱。”搬迁的移民靠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勤快的特质让他们获得了谋生的手段。一位瑶民举例说，夏天三四十度的露天的体力活，工资再高，也没有客家人愿意去干， “他们干不来，但我们愿意去干”。除了临工外，部分搬迁瑶民选择进厂务工。但他们抱怨工厂倾向于招年轻人，对于中年以上的人并不热衷招收。所以，部分瑶民找不到工厂务工的活计。

部分搬迁瑶民与附近汉人关系相处融洽，瑶民可在汉人不愿耕种的田地上种植粮食等作物甚至经济作物。但是，部分移民点，瑶汉关系并不融洽，瑶民只默许种植生计作物，若种植经济作物就会受到汉人的刁难。瑶民试图在地里种植生姜等经济作物，常常在生姜未成熟时就悄悄被汉人挖走。由于汉人人多势众，瑶民也通常忍气吞声。这些瑶民只能在居住地种养生计类作物和少量的牲畜。现金收入只能另谋他法。除前述的临工或务工外，许多瑶民把现金收入的取得与原居地关联起来了。

迁移户通常依旧保有原居地的山地使用权。按目前的经营方式，山地一般用来种植杉木，这对于迁移户也是轻车熟路的谋生手段。由于迁移户居住地和原居地分离，杉木种植方式出现多样化的特点。部分瑶民选择自己耕种，这样他们就要在杉木生产的繁忙时节（由于杉木生产环节很多，一年中的每个时间段都有可能成为繁忙时节，视个人杉木生长情况而定），选择在原居地居住。

大部分选择了与原居地瑶民合作生产的模式。比如在杉木生产的环节中雇佣原居地瑶民代为操作。或者以整体承包的形式把部分生产环节承包给原居地瑶民操作。笔者在方洞遇到的一个例子可清晰地说明这一过程。

方洞村赵良夸三年前（２０１０年）承租了一片约６０亩荒山种植杉木。该荒地所有者为田心坪村（属方洞村委管辖）的瑶民，他早在１９９８年就搬迁至山下居住，其山岭选择转租。良夸计划三年种满杉木，一年种植２０亩。到２０１２年春时，第三片荒山已炼完山只等种植木。炼山前的劈斜（砍杂木）中，从杂木中得到了价值约４０００元的杉木。赵良夸准备自己加工后出售。９月时，孙女开始入学，其儿子儿媳又都有工作，良夸只好搬下山陪读。赵良夸考虑到杉木加工售卖所费工夫较多，选择把遗留的４０００元的杉木直接卖掉。这些堆放在荒地上未加工的杉木最后以２０００元的价格卖给了本村盘良喜。盘良喜联合本村另外两个村民共同加工并售卖这批杉木。赵良夸并没有选择把荒地再一次转手倒租，而是准备自己耕种（种植及除草），万一自己没时间就请工（雇用原居地瑶民）。

这个例子中，杉木生产的环节在原居地瑶民和搬迁瑶民之间来回摆动，最终的杉木生产所获利益也通常由原居地和搬迁瑶民共享。部分迁移户认识到瑶山的海拔和气候优势，选择回瑶山进行种养投资。如神风岭（方洞村委管辖）的搬迁瑶民赵天安选择回方洞瑶山养殖石蛙和龟类。石蛙在瑶山是常见的蛙类，喜生活在高寒阴冷的水域，在山下的市场上很受欢饮，价格一路飙高。虽尚未投入市场，但前景可观。

此外，还有少数瑶民做起了山下市场和山上资源对接的“中间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商品是瑶山的药材。方洞瑶民盘良四搬迁到山下后发现市场上药材价格很高，而这些药材在瑶山很常见，加上他们对山林很熟悉，搞到这些药材不是难事。于是他做起了这笔生意。他一方面自己进山挖药材，一方面全年收购原居地瑶民偶尔上山所挖的药材。平均下来，挖药材一天收入约１００元，比临工（５０－６０元） 高出不少，不过，体力消耗也较大。盘良四每月回方洞１次，每次住五天左右，主要用来挖药材，每次获得约６００元收入，可支持山下生活。

（三）文化基础：“我们的‘厅’在山上”

大部分的过山瑶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世的世俗世界，一个是灵魂归属的神圣世界?灛伂尅Ｔ诜蕉凑饬礁鍪澜缇咛灞硐衷凇霸睢焙汀疤?” 的关系上。前者是通过灶联系起来的成员，是现世中俗世世界的“养”的方面。而后者则是通过家先把若干家庭联系起来的祭祀组织，通过瑶民强烈的家先观念把瑶民与家先及其所代表的神圣世界关联起来。“灶”和“厅”是方洞一组重要的二元对立互补的观念，一方面二者不能在同一空间并存（“‘灶神’和‘家先’是相冲的”），一方面二者又通常是紧密联系的（厅的隔壁通常是该厅下某家庭的灶头），同一厅的成员也都是曾经在同一灶头共食的成员。

与此相对应的是，瑶民新的迁移点扮演的角色实则为瑶族传统社会中“灶” 的角色，是现世的俗世界。而原居地的“厅”以及厅所在的瑶山则依旧扮演着展演瑶族传统社会中的神圣世界的角色。对于注重两个世界的相互协调的瑶民来讲，俗世界和神圣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移民对瑶族宗教仪式的实践清晰地说明了以家先观统和的神圣世界在瑶民心目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促进移民摆动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价值。

对于方洞瑶民来讲，挂灯和度身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二者都必须在原居地的“厅” 下举行，参加者也通常为厅下的家庭成员。前者让瑶民获得基本的进入神圣世界的资格，是每个男性瑶民都必须参加的仪式，否则死后难以获得相应的灵界资格，也难以获得后世的供养，一些学者称之为“入社仪式”？历时三昼夜。后者则是更高级的仪式，在神圣世界获得更高的地位，历时七昼夜。对于这种大型的瑶族宗教仪式而言，搬迁的瑶民甚至在外读书、务工的瑶族成员都会请假回来参加。通常厅下家庭的亲属朋友也会被邀请来帮忙或参与具体的仪式角色。而仪式所需的师爷则由“师爷头”（声望较大，负责主持整个仪式）召集，而被召集的师爷中许多已搬迁到山下定居。不过他们依然非常乐意回山上原居地参加这些仪式活动?灐Ｒ鞘街醒?民还会穿上传统瑶族服饰，无意中起到了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 除挂灯、度身等重大仪式活动外，瑶族尚有各种仪式活动（年前告年家先、年初新年家先、清明家先、七月节、尝新节）在原居地的厅中举行，均成为让搬迁瑶族回到山上的感情连接纽带。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瑶族重视与家先的沟通，重视自身在神圣世界的地位。作为家先居所之一的厅就成为瑶民一个重要的祭祀、象征和文化寄托之所。厅作为物理和精神空间不断借助仪式把方洞移民从代表俗世界的移民点拉回代表神圣空间的厅和其所在的瑶山原居地。

四、结论

政府的生态移民策略显然是让他们可以在新的移民点开始新的脱离原居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鼓励瑶民不断在原居地和移民点之间摆动。但是，政府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如户口迁入问题等）所带来的政治归属、瑶民生计方式的选择以及宗教文化的认同等却为瑶民来回摆动提供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使得摆动成为瑶族移民的生存常态。我们考察这种摆动形态不难发现，在摆动中受益的包括搬迁的瑶民和原居地的瑶民。

对于搬迁瑶民而言，摆动显然是有诸多生存优势的。除了上述分析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纽带联系作用外，对于搬迁移民在新的移民点的适应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原居地扮演的角色具有缓冲地带的意味，特别对于要完全进入一个新的汉人社区而言，原居地的缓冲有益于瑶民更平缓适应新的环境。

而对于原居地瑶民来讲，搬迁瑶民的来回摆动也是有益的。第一，部分瑶民搬迁后，山地压力减低，人均可利用资源无形中增加了。搬迁瑶民通常选择把原有部分山地租给原居地瑶民耕作，成为一种合作耕种的双赢生存策略。第二，搬迁瑶民给原居地瑶民带来市场和外部信息，这些丰富的信息渠道可能给原居地瑶民带来有益的种养资讯及其他讯息。第三，原居地瑶民无形中在山下也有了一个俗世的落脚点，可成为原居地瑶民短暂的停留地。原居地瑶族小孩入学后也有部分交给在搬迁至山下定居的亲戚带养，自己依然留在山上生活。

原居地与移民点之间的神圣与世俗的二元观念以及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为瑶民创造了摆动的必然和可能性，而摆动本身也因瑶民各自的需求而出现不同的形态与方式。这些都不是生态移民政策在实施初期能够预见的。

生态移民政策应该从瑶民的这些摆动实践中吸取移民之经验。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和建议是值得参考的。第一，摆动是适合瑶民生存的方式，且有利于瑶民对新环境的适应；第二，生态移民点应尽量选择靠近原居地的山下，方面瑶民在二者之间摆动和生存（大部分瑶民倾向于搬迁到离方洞较近的桂头镇而非更加繁华但距离较远的乳源县城及附近）；第三，户口移入问题由于牵涉利益过多可暂缓考虑，但可适当考虑在移民点建立新的村民小组基层组织（政治上依然隶属方洞村委），否则移民点瑶民的参政成本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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