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视角下合作社制度生存空间的塑造——以宁夏盐池农民种养殖合作社为例

作者：李婵娟、左 停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5/11/24  浏览次数：43次

【内容提要】本文从嵌入性视角研究合作社的生存空间塑造问题。合作社网络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外部力量嵌入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且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互惠机制、服务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的建构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增加组织的生存几率。合作社制度嵌入过程中的策略分析表明，不同经营内容的合作组织的嵌入策略也表现出差异，由该产业体系内的市场发育情况所决定。

【关键词】合作社; 生存空间; 社会网络; 嵌入性; 外部力量

一、引言

由于合作社制度的本质性特征有助于解决中国目前亟待改善的“三农”问题，该项制度被中国政府和学者引入农村社区。任何组织和制度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条件，而合作社作为一项外生性制度安排，起源于西方社会，与中国环境有着明显的区别。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合作制度为什么难以在中国生存和发展。马彦丽( 2008) 认为欧美合作社得以发展的前提是农业产业化、少量的农业人口和相对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等，而中国所广泛存在的农民兼业现象、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和农户间异质性程度高等约束条件都是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障碍。熊万胜( 2009) 认为欧美国家的专业合作组织以大农场经济为主，而我们以小农经济为主; 东亚国家的农协组织是长链条的纵向一体化组织，与城市资本紧密结合，我们的产供销一条龙组织不仅受到同行的无序竞争，还受到城市商业资本的无情打压，生存环境极端恶劣。赵泉民等(2006) 从市民社会角度出发，认为中国还是一个过渡经济和依附性人格为特质的转型社会，而合作社经济制度从西方移植而来，植根于市民社会土壤之中，在中国个体缺乏自主独立性的“身份性社会”中合作社很难成长，因此，异化就成为必然，其原因在于中国具有独立性利益和自主性品格的“市场化力量”不足。

从合作社制度所依赖的外部资源环境来看，中国西部农村的农业基础条件并不能支持农民合作社制度的生存与发展，但合作社依然被认为是能够解决该地区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制度安排，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合作社在西部地区的广泛存在和迅速发展的现实表明，该制度在西部地区必然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基础。2010年底西部地区合作社数量增加到了2675 家，年增长率为44. 3%，参与成员32745 户，年增长率为40. 6%。合作社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中，也必须实现组织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要素相统一的集合体的特征。那么，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存空间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在生存空间的拓展进程中合作社制度自身是否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对于合作社制度建设的作用如何? 这些问题将会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二、嵌入性理论分析

嵌入( Embeddedness) 一词的原义是一个系统能够有机地结合在另外一个对象体系中，也指某事物内生于其他事务的客观现象。这个概念最早是由Polanyi( 1944) 提出，后经由Granovetter(1985) 重新表述而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术语，但两人对于该概念的释义和理论立场并不相同。虽然两种嵌入型取向均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人，行动者有着自主的社会空间和心里空间，但又受到动态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约束，但是Polanyi 的嵌入型是建立在经济学行为模型( 个体理性选择) 的批判之上的，主要论述了行动者的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关系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是一种实质性嵌入; 而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形式嵌入”，认为即使市场及其行动者受到社会关系的诸多影响，但却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且市场中存在一个不受社会要素影响的“硬核”部分。即制度或组织中存在部分内容是社会关系等要素影响不到的，这就是其最本质性的特征，具备部分“脱嵌”性质。1985 年在《经济与社会结构》一文中，Granovetter 将嵌入进一步分为关系嵌入( Ｒelational Embeddedness) 和结构嵌入( StructuralEmbeddedness) 。关系嵌入是指单个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嵌入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当上下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各种规则性期望、对相互赞同的渴求、互惠性原则都会对行为主体的经济决策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而行为主体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各个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文化、价值因素的影响，这两种嵌入网络使得经济主体之间产生了信任与互动，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保证了交易的顺利进行。之后Burt( 1992) 提出的“结构洞”体现在系统在整个信息网络中的位置和重要性，将结构嵌入进一步深化。接下来的研究虽然对两位学者有所批判和发展，但并没有能够超越。  另外，对社会关系的结构角度，Zukin 等( 1990) 提出了四种嵌入观，即经济行为受到了结构、认知、文化和政治四种嵌入性的影响; 另外，对于组织经济行为的嵌入行为，Andersson 等( 2002) 根据跨国公司内部的运营和价值链进行网络分析结果，将嵌入性分为业务嵌入与技术嵌入; Halinend 等( 1999) 从嵌入性出发，将嵌入分为时间、空间、社会、政治、市场和技术等六种。后来，嵌入性的概念开始进入层次结构方面的讨论，Jessop( 2001) 认为嵌入性包括人际关系的社会嵌入、组织间关系制度的嵌入和复杂离心社会中不同功能的制度秩序的社会嵌入; Hagedoorn( 2006) 提出了根据企业嵌入性特点和外界环境，嵌入性可分为三层，即环境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和双边嵌入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界对于嵌入的内涵并无一致认知，嵌入性概念的广度已经超出了最初的界定，其涵义越来越泛化。本文将从实践角度出发，对案例合作组织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嵌入性内容，并对其进行分析。

三、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于2010 年3 月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盐池县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合作社案例调查，即采用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法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情况进行调查，共计完成问卷15 份，焦点小组访谈和关键知情人访谈共计12个;15 个案例组织中，共有3 个滩羊养殖专业合作社，5个养猪专业合作社，4个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2个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1个甘草种植合作社。第二部分是对农户所做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内容包含社员农户问卷和非社员农户33 份，其中社员农户共完成96 份( 其中有效问卷91 份)，非社员农户完成33 份全部有效，两者比例基本符合3∶1 的数量要求。本文所使用数据和案例均来自此次调研。

四、农民合作社的社会网络及其嵌入性分析

嵌入是一个双向过程，既表现为合作社可以通过某种策略和机制寻求发展资源和拓展生存空间，也体现为资源主体可以通过某些资源的配置或项目的实施对合作组织发展策略和生存空间进行干预。农民合作社社会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其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利益者可以分为四类: 农户、村集体组织、市场经营类个体与组织、外部资源供给主体( 包括金融机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 。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及其所掌握的资源内容的差异，合作社所采取的嵌入策略和机制也相应而异。农户是合作社的内部资源主体，作为合作社的成员和拥有者，农户将部分劳动力、土地经营权、资金等农业生产要素提供给合作社，并最终通过农产品的提供塑造出合作组织存在的基础，同时合作社中的核心农户也是合作社的管理者，是其生存空间塑造的主体性力量; 而村集体组织则是较为特殊的利益相关者，在实践中与合作社成员可能有重叠，更是农村最重要的组织，不仅是国家力量在农村发挥作用的桥梁，也是村集体资源的管理者，肩负着保护全体村民利益的重任，其双重性决定了其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出特殊作用。实践中不少合作组织通过村集体组织的社会网络支持，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 外部市场经营类主体作为合作社的外部市场资源拥有者，掌控着农业生产的产前投入品供给资源和产后的加工和营销资源，主要倾向于通过市场机制与合作组织建立联系，既是其经济功能发挥的主要竞争者，又是经营资源的提供者; 而合作社所需要的其他发展资源来源于不同类别的外部资源主体，其中金融机构掌握着资金这项组织发展的重要资源; 政府部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则掌握着支农惠农项目、其业务内容与农村发展息息相关，同时政府部门也是合作社制度发展的政策制定者，通过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业务支持和项目执行等方式为合作组织发展创造适应的环境条件，并通过扶持和服务的方式支持合作社的发展( 见表1)

表1 合作社发展的社会网络分析结果（略）

 (一) 合作社的成员嵌入

家庭经营是合作社的组织基础。农业经营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经营权分属于单个农户家庭，同时劳动力、小型农用机械等固定资产、资金和农业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掌握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手中，家庭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但家庭经营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也存在相悖的地方，即农业生产缺乏规模、农业投资不足、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足及市场竞争力滞后等诸多制约。合作社制度主要致力于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一项基于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之上的合作制度。

该组织在农村社区内部生存空间的塑造由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嵌入程度所决定。本文以合作社成员数量与村庄人口比例、社员参与合作社民主管理会议的次数、社员通过合作社销售农产品的比例、社员通过合作社购买农资的比例、成员接受合作社技术培训的次数、农户对合作社业务的评价等六个指标来衡量合作社与农户的嵌入程度。

表2 合作社与农户嵌入指标分析（略）

数据显示，合作社制度与农户家庭经营之间的嵌入程度较低，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没有发挥出其链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作用。合作社成员数量占村庄人口的平均比例较低，即农民的总体参合率不高，其中养殖类合作社的农民参合率明显低于种植类合作社。此外，合作社服务类业务的评价指标超过了50%; 合作社成员接受过技术培训的人数较多，占到社员总数的48. 9%。而其他类指标均较低，尤其农户对营销类业务的满意度较低。

不同经营内容的合作社所呈现出的嵌入特征差别也较大。养殖类合作社的农户多以种植业促养殖业，无论是种植还是养殖方面类别都较为单一，合作社规模不大且成员同质性较高，呈现出“小而专”的组织特征。而种植类合作社社员家庭种植种类多样化，部分农户还在农业外有兼业活动，成员异质性较大，但合作社成员数量较多，因此呈现出“大而兼”的组织特征。从合作社服务供给角度看，在农资统购业务方面，仅有滩羊合作社服务社员的比例较低，这是因为滩羊饲料所用的玉米以农户自产为主，而其他四类合作社所需农资均需要从市场获得，大规模采购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其中粮食种植类的投入资金较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粮食类合作社统购比例低于其他三类。从营销服务来看，粮食类合作社明显高于其他类别，这是由于粮食产业合作社在其他服务中难以获得利润空间，最优策略是通过营销服务提高产品附加值; 但从社员农户的收入来看，养殖类农户明显比种植类收入高，而蔬菜种植也成为了当地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合作社会员数量的多寡与其社员收入的高低不成比例，与其服务质量满意度的高低也不成比例，农户收入的高低更多是由合作社所处的产业所决定的，而合作社成员收入则主要是在农户原有收入基础上有所增加，如粮食产业本身附加值较低，即使实行反季节销售和制种销售策略也不能与养殖类合作社的农户收入相比。

合作社加深农户嵌入的策略选择主要受制于不同类型合作社所处的产业特征和外部市场环境，这些特征是不同类型合作社农户合作需求产生的重要因素。比如，滩羊产业的外部销售环境较好，产地品牌的知名度较高，且很多农村经纪人在从事贩运销售服务，合作社在营销方面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较大，不是简单规模化就能够达到增收目的，同时还需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合作社发展中较为重视资本和能人要素，因此呈现出“小而专”的组织策略; 而生猪养殖饲料价格上涨较快一直是养殖户担心的问题，故饲料统购部分就可为养殖户带来经济利益，该类合作社呈现出农资统购服务比例较高的特征。温棚蔬菜种植在农资采购方面的投入较大，统购服务可以节省不少成本，而蔬菜的保鲜期较短的制约也对合作社营销服务产生了需求，产生了蔬菜类合作社的“全面合作”策略; 甘草由于规模化种植需要的种苗数量较多而市场上供给不足、需要合作社发挥作用，因此甘草合作社也偏向于提供农资统购服务; 粮食合作社投入不大但产品品质趋同，通过营销服务才能增加农户收入，由于家庭种植规模较小且农户种植种类多样化，合作社需要通过增加入社农户数量来保证合作社农产品的规模，呈现出“大而兼”的特征，且以“营销服务”为重。

(二) 合作社的社区集体组织嵌入

村集体组织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组织，即不完全属于合作社的外部主体，也不完全归属于其合作社内部，并与其利益完全一致。要塑造该组织在村庄的生存空间，首先需要处理好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15 个案例中有8 个村表示积极支持合作社的发展，有7 村表示不干涉合作社的发展。在支持合作社发展的村庄中有5 个村提供了人力方面的支持，村委会成员加入了合作社管理层或监事会;有3 个村提供了土地用于养殖园区的建设，主要是滩羊类合作社; 2 个村庄为合作社专门架设了水路和电路; 2 个村庄将村委会办公房借给合作社作为办公地点。这些资源的获取与两者关系的融洽一直分不开。相反，合作社为了获得村集体的支持，主动采取应对性策略将合作社利益与村庄利益捆绑在一起，拉近组织之间的关系，分享双方的社会网络和资源。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也会借助村两委的社会网络争取更多的政府资源。而村集体组织争取到的政府项目中也会有不少将合作社发展作为项目实施的保障性措施之一，客观上也促进了合作社的发展; 同时，不少政府项目对于土地等资源的规模化要求也导致合作社成为了项目实施的重要载体之一。

(三) 合作社的市场嵌入

虽然合作社在服务类业务的好评率指标上高于经营类业务，但合作社作为经济功能和服务功能集于一体的组织，必须要在经济功能发挥上有所贡献。而该地区种养殖类合作社在经济功能发挥方面有两种途径: 农资统购和产品统销。农资统购体现为合作社向上游产业链的拓展，而产品统销则意味着替代下游部分产业链的功能。从合作社社会网络分析结果看，合作社经济功能体现了社会行动系统的人格化特征，表现为合作社主动性的寻找和建构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即该行为系统有能力从外部市场环境中摄取生存资源以拓展生存空间。合作社的市场嵌入过程和内容涵盖了以下方面: 首先，要塑造合作组织制度竞争优势。要与其他已经存在多年的竞争者在同一市场上竞争，其就必须具备快速获得生存所需资源的能力，即克服从群落层次上所呈现出来的“新生劣势”和“小型劣势”* 。

为了适应外部市场环境，合作社组织就必须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并能优化所处的市场环境。从调查资料看，合作组织的市场嵌入策略首先表现为对暨有组织的网络嵌入。组织社会学家Baum 等(1992)认为加入适当的连锁系统可以使组织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依附于实力更强的组织( 如农业企业、供销社、种子公司、网络协会等) ，不仅增加生存几率，且更容易争取到所需的发展资源。15个案例中，生猪合作社中有2 个通过网络协会的牵线，分别与正大( 兰州) 饲料公司、天津饲料公司等签订了长期固定的合作供货协议，其中1 个合作社已经成为了兰州正大公司的二级代理商，每袋饲料价格比市场价便宜16 元左右; 3 个滩羊合作社也与饲料公司和当地滩羊饲料加工厂建立了合作关系，降低生产投入成本; 蔬菜合作社中也有2 个与种子公司和供销社达成了代销协议，以优惠价格供应社员。且这15 个合作组织中有9 个成为县科技局和宁夏小额信贷公司牵头成立的网络协会会员，通过协会的协调作用与其他市场类组织建立了联系( 如供销社、种子公司等) 。

另外，在向农业生产下游产业链拓展过程中，合作社的经营策略包括通过将社区内经纪人纳入到合作社管理体制中，将个人营销网络拓展为合作社营销网络; 另外通过一系列市场机制提升合作社的市场嵌入程度，例如与从事营销的商贩通过长期业务往来确定合作关系，利用个人社会关系与加工企业和龙头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者长期业务往来建立合作关系，案例中有些滩羊合作社还在城市设立自己的专营羊肉店和饭店，蔬菜合作社通过包装、分类等初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或与市场商贩和超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方式拓展营销渠道; 而粮食类合作社则通过贮藏窖等设施实现反季节销售，与外省签订马铃薯等种子供销协议等方式实现产品价值增值; 甘草合作社通过开办加工厂等式实现下游产业链的拓展。可见，合作社经济功能的顺利实现，主要策略在于充分利用其相关利益群体的各种社会资源和网络资源缔造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生存空间，或通过合作社社员农户的个人社会网络和组织的社会网络获得塑造组织的竞争优势，最终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日常业务或互惠机制来强化彼此的合作关系，创造出属于组织的生存空间。

(四) 合作社的外部资源嵌入

合作组织网络分析显示，西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外部资源获取对合作社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外生性，其赖以生存的内生性资源的获取就需要与当地的各种资源拥有者相融合。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外部资源的支持，政府项目支持是最重要的，如农牧局的滩羊繁育试点项目，设施农业项目和节水灌溉项目、科技局的科技特派员项目、水利局的扬黄灌渠建设项目。项目实施创造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家庭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基础，如设施农业的实施塑造了蔬菜种植专业户的出现为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科技局的甘草选育项目塑造了一批甘草专业种植户，水利局扬黄灌渠建设则直接推动了种植业的发展，农牧局节水灌溉项目推动了土地流转和粮食种植大户的出现。这些政府项目实际上为农户扩大生产规模进行专业生产提供了条件，也塑造了农民合作组织制度的社会基础。除了项目支持外，政府部门还提供部分资金支持。政府贴息贷款渠道主要以劳动就业局提供的贴息贷款为主; 物质奖励主要包括盐池县“乐农杯”农民奋斗创新奖、县先进、区先进合作社等，这些奖励制度除了资金支持外，对合作社的名誉提升和品牌战略也有助力。合作社的技术、信息或培训服务不少来自于外界支持。如盐池县农牧局、农业产业化网络协会、科技局、外援办、县妇联到当地进行种植与养殖技术和手工技艺的培训，同时还提供信息服务; 在这些业务支持者中，农业产业化网络协会是较为特殊的组织，该组织由该县的农业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以解决农民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同时，合作社还从市场上获取资金支持，包括信用社、农业银行、小额信贷有限公司等，这些贷款主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合作社集体使用，在生猪养殖合作社中主要用于社员赊销农资担保的发展金; 另一种直接用于补贴农户家庭生产中的资金不足，如蔬菜种植类合作社中农户的小额贷款，或滩羊养殖类合作社中通过社长个人担保为社员农户提供数额较大的贷款。

五、结论

即使西部地区的合作社能够发挥主动性、采取策略获取外部资源，可以通过各种策略拓展其生存空间，外部支持在合作组织发展中的作用依然至关重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才塑造了合作社发展空间。分析显示，西部合作社的发展依然较为落后，功能和服务都有待进一步提升。合作社的组织基础薄弱，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自筹资金较少，使得许多合作社的初期发展离不开外界支持，组织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力度较大。虽然合作组织作为一项外生性制度，在新环境中会受到“新生劣势”的限制，不仅面临着与原有制度和组织争夺稀缺性资源的局面，还面临着自身制度不完善和自身规模实力较小的限制。合作社可以通过四种嵌入性机制的发挥将各种社会力量整合进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促使自身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 1) 市场机制下的嵌入性建构。合作社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和日常性往来，通过契约和双边关系的建立与市场链接，拓展市场生存空间。( 2) 互惠机制下的嵌入性建构。合作社通过互惠机制与政府部门、村两委、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建立支持性合作关系，合作社通过政府部门的公共机制建构合作社制度生存的有利空间，即对政府资源的争取; 而政府部门和村两委也需要借助合作社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3) 服务机制下的嵌入性建构。合作社通过内部服务机制和制度建设构建出合作社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并通过向社员提供经济功能和服务功能并重的业务性经营，实现与农户的嵌入性。( 4) 社会网络机制下的嵌入性建构。无论是政府部门的资源获取、金融贷款的申请还是产品市场的拓展，都离不开合作社社会网络的建构，通过社会网络的力量，合作社实现了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大。

任何一个合作社都是不可复制且独一无二的，在西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力量都会影响其生存空间的塑造和合作社发展策略的选择。一方面，合作社可通过各种适应性策略改善所面临的不利外部环境，根据不同类型合作组织自身经营内容和特定农产品市场现状，采取“网络嵌入”策略、“小而专”策略、“大而兼”策略等，克服合作社的“新生劣势”和“小型劣势”，缓解合作社制度与农村社会环境的不相容性，在加强合作社与农村社区家庭经营之间嵌入性的同时，积极追寻获得各种外部资源和有利条件的机会，塑造出适应该地区、该产业、该村庄的特殊组织特征和组织功能，并最终找到合作社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结构和位置，建构出其适宜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合作社在获取发展资源和塑造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各利益群体也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对合作社发展进行干预和影响，这些发展资源和社会网络力量的介入也会造成合作社制度发生一些诱导性变化，以适应各种资源主体对合作社制度的要求，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合作社发展中对其本质性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下摆脱“挂羊肉卖狗肉”、“名不符实”等现象，使合作社制度真正成为具备农民性、合作性与组织性的新农村建设组织和集体统一经营的组织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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