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喜燕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发布时间:2015/11/24 浏览次数:27次
本网讯(任喜燕/文) 2015年5月6日晚,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官文娜博士应邀在科学会堂作了题为《日本社会转型期近代文明建设和公民教育的启示》的学术讲座。基地班及其他多个院系学生现场聆听了讲座。
官博士讲座以日本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过程中的风俗改造、公德建立以及学校修身课程中的公民教育所带来的“人”的自我精神的近代转型为关注点展开讲述。官博士首先指出,一切社会改革需要人的新风尚、新思维,需要人自身的整体改造去实现,所以一个自信的民族对传统的改造与更新是不应该感到与恐慌的,同这也正是日本近代社会转型的经验。
官博士从“明治政府取缔恶习陋规的法令”切入,探讨了明治时代(1868-1911年)44年间,日本经历了种种文明开化的过程,并因此奠定了近代社会的基础。她指出“文明开化”与“要求民权”是明治时代近代化的中心,它标志着日本近代市民精神的确立,是“人”自身的近代化。正因为实现了“人”的近代化,“立宪”和设立“议院”取得成功,日本才得以实现社会整体的转型。就此,她呼吁公德的建立应先从社会风俗改善做起,完成人自身的近代化改造做起。
此外,结合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在“如何培养人的道德”问题上,官博士以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应当从保证社会秩序的道德底线出发,并指出要用强制手段规范“消极道德”(不能做什么),并在制度上予以规定和完善。而对于“积极公德”则需要从正面去引导。官博士认为如果这个社会有5%的人能去做到高标准的积极公德,从社会整体来看,只是一个样本而已,意义不大,而且当一个社会不断地在宣扬一些一般人难以做到的高标准的道德,就会在一些人群中产生虚荣心,于是出现造假,说谎等恶习。如果一个社会有75%~80%的人懂得和遵守社会的底线(不能做什么),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基本和谐的社会。
最后,官博士与现场学生就公平教育、宗法与公共精神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交流探讨。(责任编辑 余孝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