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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方法论与比较政治

作者：詹姆士责任编辑：中农网信息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发布时间：2015/11/23 浏览次数：9次

【摘要】本文将讨论目前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理论发展方面，这一领域的质性研究者们在如何产生新假设、如何进行概念创新以及如何确定同质案例的样本群等方面尝试了一些新的方法。在理论检验方面，研究者尝试同时使用案例内方法和跨案例方法对提出的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案例内方法包括探寻中介性机制和对理论的多种可观察性暗示进行验证等，而跨案例方法则主要包括一组对假设的必要和充分原因进行评估的技术。总之，本文就质性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的独特意义和贡献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案例选择；理论形成；理论检验；因果推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领域出现了一波关于质性研究和小样本方法的发表浪潮。①这些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比较方法论为基础，②但又与此不完全相同。早期比较工作将质性方法看成是其他方法(如统计方法)很难奏效时不得不诉诸的一个不完美的替代，而90年代之后的研究则强调质性方法在比较研究中的独特优势。这一新的强调反映在研究实践当中。当比较政治领域的学生们认识到质性方法对于一些问题本质的把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时，他们很多都完全转向了质性研究，而不是仅仅把质性研究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今天，比较政治领域的学者们已经使用质性方法来讨论几乎所有的实质性议题。例如，在这一领域的任何一个核心议题上，我们都可以指出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内容涉及)民主与权威主义、③经济发展、④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管制、⑤国家建设、⑥民族主义和族群性、⑦暴力和国家失败、⑧社会革命和变迁、⑨社会运动、⑩选举与政党体制(11)以及社会政策(12)。虽然这样的罗列仅能触及到大量文献的一个表面，但是它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目前质性方法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在一些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的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质性方法的独特优势。譬如，理性选择研究经常使用质性方法来生成和验证假设。
研究者经常用非数学的方式去生成一些可以在小样本中得到检验的理性行为假设。(13)实际上，最近发展的“分析性叙事”(analytic narratives)便是一个将理性选择理论与质性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的绝佳例证。(14)同时，比较政治中的统计分析也越来越将质性的案例分析作为因果推理的一个补充模式。(15)实际上，在一些多方法的研究中，质性的案例研究是最主要的因果推理方式。
对质性方法的日益强调激发了一系列讨论相关比较方法的优秀论文。(16)同时，这一领域在过去的5年中出版了不少于10本的质性方法著作，这一点让比较政治领域的研究者很难跟得上这些新近的发展。(17)本文把近期比较政治领域中关于质性方法的新发展以及主要争论集中在一起进行讨论。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述评：理论发展(theory development)和理论检验(theory testing)。
一、理论发展
    在政治学的一些分支领域中，研究者可以在一些普遍研究程式(general research programs)的框架下展开研究工作，这些研究程式为可供检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本层面的假设。例如，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研究经常围绕诸如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研究程式展开。(18)但是，在比较政治领域中，分析者还不能围绕类似的同心圆式的研究程式展开研究。
    比较政治的研究者往往在多个面向的路径(战略选择模型、国家中心路径、代理人—庇护者模式、国际依赖理论，以及更多)中找到理论的灵感。这些路径强调特定的、关键性的原因，但是却缺乏一种与研究程式或理论范式相联系的普遍性。比较分析者——无论是理性选择理论家、结构主义者或文化主义者(19)——通常将不同的研究倾向的不同要素结合起来以形成自己的理论。
由于比较分析者在单一且宏观的理论程式之外去展开研究，所以他们在研究之前很容易缺乏那些成熟的、可验证的假设。因此，对于那些试图从研究专题(research topic)转为具体命题(specific proposition)的比较主义者而言，发展可验证假设的方法论工具是非常有价值的。
定量方法在提出那些分析者可以遵循并形成一组构成可验证理论的假设方面是相对无力的，虽然一些具体的定量研究也在努力实现某种解释性的研究。相对而言，质性方法为构设研究问题和形成可检验假设等提供了多种工具。
    (一)新假设的生成
可能没有人会否认，多年以来质性研究者已经在比较政治领域贡献了许多有趣的假设。我们仅仅需要回顾几个最能激发讨论或最被认可的假设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假设如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铁律所指出的“组织就意味着寡头统治”、(20)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21)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结构性观点“革命不是制造的，革命是来临的”(22)等等。然而，质性数据收集(如访谈、参与式观察、二手资料的消化以及文献研究等)在新假设生成中的作用却经常被忽视。例如，在其名著《弱者的武器》中，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发展了他对“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葛兰西式假设的批评，并形成了一个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替代性理论。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斯科特在对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名为赛达卡)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通过近距离透视和参与)之后总结出来的。正如斯科特多次指明的，该书最主要的概念创新来自对这一村庄的观察和参与。(23)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现实中村民的案例密集性知识(case－intensive knowledge)，斯科特不可能发现那些非公开反抗的农民认识自己的客观利益并为之行为的具体方式。这本书可以说是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提出的“近距离提取新观点”(extracting new ideas at close range)的最佳例证。(24)
一些关于质性方法的论述——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采取了一些与产生新假设相关的、将研究程序系统化的具体步骤。可能目前讨论最多的技术是“变异型案例研究”(deviant case study)在形成新假设中的运用。(25)变异型案例是指那些结果与理论预测不一致的观察。质性研究者经常深入地研究这些案例并试图去理解这些案例挑战常规理论的原因。这些研究都是在试图发现那些被证明更具普遍性的新假设的过程中完成的。比较政治中的质性变异型案例包括那些非常有名的、理论创新的作品，如西蒙·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的《工会民主》、(26)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的《适应政治》、(27)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28)斯考切波的《保卫士兵与母亲》(29)等。虽然变异型案例总是与近距离的质性观察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同样可以创造性地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使用。特别是，回归分析可以被用来确认那些之前经常被质性方法来评估的边缘案例。(30)
第二种形成理论的技术则涉及运用比较来生成新的假设。质性分析者把不同案例的各种不同特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包括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特征。(31)这样，作为一种情境性比较(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一些新的概念和解释性假设在质性分析中发展起来。相比而言，虽然统计方法会系统地对案例的某些方面进行比较，但统计方法却缺乏一个明显的、通过考察新变量来生成新假设的机制。正如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和安德鲁·本耐特(Andrew Bennett)指出的，“除非统计的使用者从事文献工作、访谈或面对面使用开放性问题的调查，否则他们在确定相关变量时便缺乏有效的归纳机制”。(32)换言之，除非统计方法的操作者求助于某些质性方法，否则他们就只能对那些从研究一开始就存在的变量进行总结。
    最后，质性研究在比较政治的假设生成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还因为其为历时性数据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以及对历时过程多有关注。特别是在比较历史分析这一领域中，研究者认真观察跨时段展开的事件，并通过强调时间交叉(temporal intersection)或变量持续(duration of variables)对结果的决定性影响来提出新的假设。(33)质性研究者还会用一些成熟的技术来分析关键性时刻(critical junctures)和变迁的路径依赖的过程。(34)反过来，这些技术又在这一领域中激发出一些关于长时段政治变迁的理论，如鲁斯·科利尔(Ruth B. Collier)和戴维·科利尔关于劳工社团化的过程对拉美选举动力的影响，(35)如安东尼·马克斯(Anthony Marx)关于美国内战和南非的布尔战争对之后几十年保守的种族秩序的影响，(36)再如凯瑟琳·特伦(Kathleen Thelen)关于1897年德国手工业者保护法的长时期演变对当代德国职业训练系统的重要影响等。(37)
简言之，虽然理论发展部分地是被某种创造性或学术上的想象力所驱动的，(38)但是理论的产生更主要扎根于那些在质性研究中实践的技术性方法，如对变异型案例的近距离观察、情境性比较、长时段分析或时间过程分析等等。
   (二)概念和测量
概念对于理论创新是非常关键的。一种新解释的发现或者一种新理论的发展往往与概念的界定与再界定联系在一起。
    在比较政治领域中，质性研究者可能是最关心这一领域中核心概念的定义(与定量研究的操作化相对应)的学者群体。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罗列质性分析者关于特定概念的相关论文来观察这一点：法团主义、(39)民主、(40)意识形态、(41)制度化、(42)农民、(43)政治文化、(44)革命(45)和结构(46)。并且，通过类型分析，(47)质性研究者会对不同概念的特征进行更为清楚的界定，而这一点对比较政治领域中的理论发展又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类型学分析有(当然仅能列举非常少的一部分)：胡安·林茨(Juan J.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蒂潘(Alfred Stepan)将政体类型分为民主政体、权威政体和极权政体；(48)古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sta Esping－Andersen)将福利国家分为基督教福利国家、自由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49)彼得·伊文斯(Peter Evans)将国家分为掠夺型国家、发展型国家和中介型国家(50)。
关于方法论的许多成果都在讨论为什么质性研究与概念发展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一种解释是，质性研究者用案例中精致的证据与概念的背景信息相配对。(51)这种通过多轮重复验证的配对过程(process of matching)可以激发出一些对概念的新理解。例如，吉列尔莫·奥唐奈尔(Guillermo A. ODonnell)在多年的研究中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官僚—权威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委任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横向责任(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灰色地带(brown areas)等，(52)这些概念的提出都与对实际案例的近距离质性观察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捕捉拉美地区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奥唐奈尔发现创造这些新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创造这些概念与为现存概念设计某些新的定量测量标准是不太一样的。
关于概念的方法论文献越来越强调概念创新在质性研究中的作用。这一类文献的起点是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工作。萨托利通过清单式的界定来分析概念的形成。这种清单式的界定把概念的某些单个特征看成是概念的必要条件，同时把特征的组合体看成是概念的充分条件。(53)萨托利认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间存在一种逆向的相关关系(inverse relationship)，这一观点为之后的“概念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讨论，以及更宽意义上的概念的语义学讨论奠定了基础。之后，戴维·科利尔和他的合作者们(54)运用认知科学和语言哲学中的一些观点对概念的家族相似性路径(family resemblance approach)和分析激进概念(radical concepts)的某些工具进行了讨论。(55)其他的一些概念分析路径包括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的“最小—最大策略”(min－max strategy)和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关于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分析。(56)
质性研究中对案例的近距离观察可以帮助比较研究者减少测量误差，这是一个政治科学所有领域中的学者都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质性研究对一个好的测量是非常关键的。正如亨利·布拉迪(Henry Brady)指出的，“质性比较是每一种测量路径的基础构件”。(57)而且，操作性定义和指标需要在具体的案例知识中得以界定，这样，测量的质量才会提高。(58)例如，在其著名的关于中国和印度的饥荒和贫困比较中，吉恩·德瑞兹(Jean Dreze)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运用案例分析来质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测量——这一测量认为中国在1980年之前的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印度。他们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替代性测量反驳了如下观点：中国较佳的社会绩效源自于高增长。(59)这个例子表明，质性研究者有能力在不同的情境中评估具体指标的意义。再举一个例子，一位质性研究者对美国早期的一些社会救济项目进行调查后，会对“美国在社会支出方面滞后”这一判断提出挑战。(60)
    最后，质性研究者可能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不太会被“数据引致的测量误差”(data－induced measurement error)所困扰。这种测量偏差问题主要是指不正确的、不全面的、误导性的二手数据所导致的一种对变量的错误编码。(61)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质性研究在本质上是案例导向的。通过对每一个案例的深入理解，质性研究者可以避免那些在大样本统计分析中容易出现的简单编码误差。
    (三)样本群与案例选择
    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只能在某些案例中具有解释力。社会科学理论往往被一定的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s)所限制，这一点会限制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明确理论所应用的范围被看成是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质性方法论者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研究者可以遵循的研究规程。(62)
目前方法论方面的一些进展都在回应那些关于小样本研究中案例选择的批评。因此，在讨论质性方法的积极方面之前，有必要对这些批评进行回顾。克里斯托弗·阿琛(Christopher Achen)、杜肯·斯尼达尔(Duncan Snidal)、芭芭拉·盖迪斯(Barbara Geddes)、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的研究都指出，小样本研究会产生严重的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问题，而这一问题可以在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中得以避免。(63)这些批评主要指向一个问题：质性研究总是“基于因变量进行选择”(select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而不是基于相关变量的完整变化进行样本采集。实际上，质性研究有时会仅仅选择与因变量等值的案例，有时会选择极端值的案例(例如，特别是在高增长率的研究中)，因此，从主流统计分析的视角来看，这种研究并不能通过区分某些案例的赋值来确认那些因果变量。如盖迪斯指出的，在经济发展、社会革命和通货膨胀等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研究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基于因变量选择案例”的问题。(64)
    质性研究者对这类问题的一种回应是，强调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一种在后文将详细讨论的原因评估技术——在选择案例方面的表现并不比大样本的回归分析逊色。(65)同时，质性方法论者还会强调说，因变量缺乏变化对于分析必要原因的研究而言并不是方法上的弱点。(66)这些回应表明，许多对质性研究中选择偏差的批评，可能是回归分析中的某些观点在质性研究中的误用。
另一种回应(在当前的情境下可能更为相关)涉及质性研究者确定其样本群和建立其理论应用范围的方式。从更基础的意义上讲，质性分析者认为，从大样本群中抽取出的个体样本往往是异质的，这一点与大样本分析所追求的一致性理论相冲突。因此，质性研究者会去选择相对小的样本群。这种小的样本群因为具备充足的相似性，所以其个体之间的相互比较变得非常有意义。特别要提及的是，质性研究者在选择样本群时力图使原因和概念的同质性保持一致，而这种同质性假定是社会科学中因果推理的绝大多数模型都要求的。(67)
    同质性的缺乏(例如异质性)会在因果推理中产生不稳定性，而且这种不稳定性还会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在初始情境之外的样本中，一些不可知的或不可分析的变量是存在的，也会产生一些不稳定的因果推理。同时，在横跨不同情境的样本分析中，对核心变量的测量也存在不稳定性。实际上，某一单元(例如国家)在被分析时的意义也可能会随着时间或空间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会产生异质性，也会产生对因果效应的不稳定的评估结果。
为某一理论选择一个合适的领域，其关键在于避免诸如变量选择偏差、自变量间不正确的关系界定以及不同单元和不同变量的不稳定测量等一系列问题。(68)虽然质性研究中的案例密集型知识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它看起来却是有帮助的。如前所述，案例密集型知识帮助分析者在不同的单元间实现一种测量的稳定性，这也使得他们在界定同质性样本群的边界时做出较佳的决策。同时，通过考察关于每一个案例的情境性知识，质性研究者也不太可能将核心变量排除出去，或将变量间的关系搞错。在这个意义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复杂的因果理论——如路径依赖理论、(69)双层理论、(70)多因果理论(71)——在质性研究中是相对常见的，同时在定量研究中却相对少见。(72)因为质性研究者对他们的案例了解深入，所以他们对这些案例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譬如，如果斯考切波对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历史知识缺乏深度的理解，她不可能提出一个关于“国际压力、支配性阶级的政治优势以及农业滞后加总起来会产生国家崩溃”的复杂原因解释。(73)同样，如果科利尔及其同事对拉美国家的现代历史了解不充分的话，他们没法提出一个关于拉美的劳工法团化与政党系统之间的路径依赖联系的解释。(74)
对上述这些考虑的总结是，质性研究者有充分的方法论理由将小样本的案例作为其试图去进行归纳分析的全部的样本群。假如在这一样本群之外扩展讨论的话，那将会引入原因异质性的风险，那倒还不如保持原来的小样本。而且，当他们觉得有必要将其原因性的理论扩展到其他案例时，质性研究者往往会强烈建议一种应用的调整。例如，斯考切波建议，如果在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之外应用他的社会革命理论，则需要考虑殖民遗产的复杂性和经济依赖的效应等因素。然而，她又强调，她的结构主义路径——其强调国家组织、国际压力和下层阶级行为之间的共同体团结网络——对于分析仍然是非常有效的。(75)
二、理论验证
质性研究所针对的理论可以在相对较小的样本中得到发展和检验。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视角来看，这一实践看似违反了科学推理的基本规范：同样的案例不能被同时用来发展和检验理论。虽然我们可以讨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否在于用特定的案例解释特定的结果，并以此质疑这一规范的合理性，(76)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对于质性研究者而言，这一规范可以调整为，同样的观察不能被同时用来发展和检验理论。(77)质性研究者可以把对某一案例的研究切割为不同的观察过程。一些被用来发展理论，而另一些则用来验证理论。因此，与其讨论那些数据污染(data contamination)的问题，还不如讨论一些在质性研究中被经常使用的理论检验方法。
    (一)案例内分析
案例内分析是研究者用案例的不同特征来检验假设的一种因果推理模式。这种技术在质性方法领域中已有多年讨论。(78)近年来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程序的讨论有进一步热化的趋势。在科利尔关于“原因—过程的观察”的讨论中，这种方法被定义为“一种提供情境或机制信息的视野或数据处理方法”。(79)同时，乔治和本耐特在过程追踪分析(process－tracing)的讨论中指出，这种技术被用来“认定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中介性原因过程(intervening causal process)——原因链或原因机制”。(80)尽管不同分析者使用不同的标签来指称案例内分析，但是这些研究者基本都将这一概念看成是通过研究中介性过程以及某些观点的可观察性暗示(observable implications)来评估假设的一种技术。
将质性研究者和刑事侦探进行类比，对于阐明案例内分析这一方法是有帮助的。就像一个侦探在调查一个案件，质性比较研究者使用详细的事实收集和因果推理的知识来解释结果。(81)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同等重要。一些证据如“冒烟的枪”等会有力地证明某一理论是正确的，而另一些证据，如“完美的辩辞”(air－tight alibis)，则可以证明某一理论可能是不正确的。对于质性研究者而言，一个理论往往有一个避免被错误理解的核心观察(key observation)。而且，质性研究者经常能够找到一些可以证明其提出的理论不是虚假理论的证据。
在比较政治领域中，学者们经常使用案例内分析来定位那些将假定的解释性变量与结果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性机制。这些机制的识别过程会帮助研究者避免把虚假相关看成是原因相关，即便是在单个的案例或少数案例的分析中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在假定的解释性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联系机制非常明显，那么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便是明显的。反之亦然。
    例如，格雷戈里·鲁伯特(Gregory M. Luebbert)运用过程追踪法来反驳“摩尔—格申克龙观点”(Moore－Gerschenkron thesis)。这一观点认为法西斯政权产生的根源是压迫劳动力的土地精英的存在(这些土地精英能够从下层农村获得对法西斯主义有力的支持)。虽然在欧洲的案例中确实有压迫性的土地贵族和法西斯主义同时存在的情况，但是鲁伯特指出，“土地精英的存在导致法西斯的产生”这一论点在历史事实中缺乏中介性机制的支撑。关键的是，在那些土地精英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中，下层农村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是不存在的。同时，有证据表明，可以获得大量选民支持的土地精英通常也不支持法西斯主义。(82)简言之，尽管这些宏观因素之间形成了某种配对关系，但是鲁伯特仍然有力地反驳了“摩尔—格申克龙假设”，因为这一假设在过程追踪中并没有得到支持。
在中介性过程分析之外，质性研究者还使用其他的一些案例内分析方法。例如，一个给定的假设往往暗示一些可以得到检验的辅助性假设。同时，如果某一个给定的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一假设也往往暗示出一些具体的证据。这些证据可以对理论形成决定性的支撑。金、基欧汉和维巴主编的《设计社会调查：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中对陨星碰撞导致恐龙灭绝的理论讨论可以帮助说明这一点。(83)这一理论可被观察的一个证据是在特定的地表层中存在铱元素。在这里，铱元素并不是一个将陨星碰撞和恐龙灭绝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性因素。然而，它却是一个让我们有信心去相信陨星碰撞确实发生过(当我们假设陨星碰撞发生时)的一个独立事实。这是多个可以用来验证理论的、可观察性暗示中的一个。这一理论的另一个可观察事实是一个巨型陨星坠落坑的存在。这些在发挥作用的可观察性暗示是对其他一些应该存在的结果的预测：它们不是中间性过程的因素，但是它们会演绎出一些可以证明给定假设合理性的事实。即便这些证据的数量可能非常少，但它们有时也可以极大地增强我们对特定理论有效性的信心。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是马克斯关于美国、南非和巴西种族秩序的研究。马克斯试图去解释，为什么美国和南非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种族压迫，而巴西却表现为一种非常显著的种族宽容？他的跨案例的观点强调白人内部分裂在其中的作用。在白人分裂的地方，如内战后的美国和布尔战争后的南非，民族主义的忠诚和白人的一致性会通过一种系统排斥黑人的种族支配体制建构起来。在白人内部分裂不严重的地方，如巴西，白人不会通过排斥来实现一种整合，这样，一种更高程度的种族和谐就可以得到发展。(84)
马克斯使用案例内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结论。一些证据涉及检测中介性机制，并通过前面讨论的过程追踪法来展开证明。而另一些证据则表现为确认某些暗示的或明示的可推断性事实。一旦某一观点成立，那相应地会存在一些延伸的推断，而这些推断应该可以得到某些事实的支撑。例如，马克斯指出，假如白人内部的冲突是决定性的，那么提高黑人地位的努力就会进一步激化白人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美国表现为南北之间的断裂，在南非则表现为英国白人和非洲白人的冲突。相比而言，渐进的种族改革在巴西却没有产生类似的白人内部冲突。马克斯的历史叙述支撑了他提出的观点。同时，假如白人内部的分野确实是关键的话，马克斯指出，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些“改良主义倾向的白人派别把政治稳定看得比种族平等更重要”的证据，之后，马克斯为这一观点找到了支撑性的证据。总之，马克斯认为，支撑其观点的那些辅助性事实并不是简单随机出现的，相反，他认为，这些事实都是一个有效论点的表征(symptom)。
    (二)跨案例分析
在质性研究中，假设经常通过跨案例的比较来得以检验。关于跨案例技术的早期讨论集中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求同法和求异法或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的最具相似性和最具差异性的研究设计上。多年以来，许多比较研究都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来描述它们的研究方法。(85)
近一段时期，关于跨案例方法的讨论出现了三个新兴的趋势。首先，对案例内分析的关注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对跨案例分析重要性的认知。例如，科利尔主编的《重新设计社会调查》便将案例内分析——而不是跨案例分析——作为质性研究中因果推理的特殊来源。(86)其次，对密尔共变法(method of concomitant vatiation)的再发现及其在比较政治中的应用使得质性研究者尝试使用一种可以被看成是直觉性回归(intuitive regression)的跨案例定序比较。(87)一些研究试图去探讨与大样本比较相联系的小样本比较如何可以实现一种直觉性回归的质性研究。(88)最后，求同法和求异法等技术被其他一些新方法如必要充分条件法、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和模糊集合(fuzzy－set)等极大地扩展和取代。(89)后面的这些跨案例技术与统计分析中使用的程序是完全不同的，笔者在这里将讨论这些技术在未来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比较方法论者重塑了密尔的求同法和求异法，并用这些方法消除潜在的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90)具体而言，求同法可以被用来消除潜在的必要原因，而求异法则被用来消除潜在的充分原因。因为对某一假设的必要或充分原因的单一背离(single deviation)对于消除一个给定的解释性因素而言是充分的，所以这些方法可以说是决定主义的。因为其决定主义的特征，所以这一方法在某些学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如此，这一方法还是为系统地消除竞争性假设(在少量案例的情境下)提供了一个基础。
    质性研究中那些对跨案例方法的批评往往对必要和充分原因所提出的相关方法论议题缺乏足够的理解。(91)而且，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的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QCA)中使用的布尔代数法可以规避密尔方法中存在的一些困难。与密尔方法仅仅关注个体原因不同，QCA允许分析者把变量的几个不同组合看成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92)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方法论为认定导致结果发生的组合式充分原因提供了一个逻辑基础。(93)因为每一种原因组合都可能是某一结果的充分原因，所以这种方法为同一结果的多种路径提供了解释性框架(这种原因也可以被称为等效原因或多重原因)。
    可以举例来更好地说明这一方法。亚历山大·希克斯(Alexander Hicks)等人关于巩固的福利国家的起源分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考察了15个发达国家，其中的8个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巩固的福利国家。为了解释福利国家的巩固，以下五个自变量需要被考察：自由政府(liberal government, LIB)、天主教政府(Catholic government, GATH)、父权制国家(patriarchal state, PAT)、一元民主(unitary democracy, UNI)和工人阶级动员(working－class mobilization, WORK)。通过布尔分析，作者总结出三条福利国家早期巩固的路径：俾斯麦式路径(a Bismarckian route)、自由—劳工路径(a liberal－labor route)和天主教父权路径(a Catholic paternalistic route)(Hicks, Misra and Nah Ng, 1995: 344)。可以用前面提出的五个自变量来描述这三种路径：cath*PAT*UNI*WORK、LIB*cath*UNI*WORK和ib*CATH*PAT*UNI*WORK。(94)这三种路径分别是不同因素的组合，同时每一个组合又分别是早期福利国家巩固的充分条件(大写字母表明这一因素存在，而小写字母则表明这一因素不存在。)
虽然许多分析的结果并不一定以布尔代数的编码方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因果分析方式实际上在质性研究中经常会被隐性地使用。这种分析的目标是找到必要原因或导致某种结果发生的组合式充分原因。例如，在希克斯等人的研究中，一元民主和工人阶级动员便是福利国家巩固的必要原因，这两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产生出福利国家巩固这一结果。就目前的这些结果而言，讨论某些变量的一般效应可能是困难的。例如，以天主教政府对福利国家发展的效应为例，在俾斯麦路径和自由—劳工路径中，天主教政府的因素是不存在的，而在天主教父权路径中，这一因素又是必须存在的。因此，在不谈及具体情境的情况下(例如在其他变量存在的情况下)，一个研究者不能随便下结论说，天主教政府帮助或阻挠福利国家的发展。关于天主教政府一般效应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无趣的。
更晚近的是，拉金在研究中引入了模糊集合，并将其作为一种关于某些情况对所属类别的隶属程度进行连续编码的工具。模糊集合的测量对于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的分析(包括对不同程度的必要和充分原因进行概率性假设的分析)是非常有用的。为了使用这一技术，分析者必须对所有的变量作为模糊集合进行从0到1的编码。原因可以通过潜在原因变量的值(包括变量的组合)与结果变量的值两者的比较得以评估。在一个必要原因中，结果的模糊隶属度分值(fuzzy－membership scores on the outcome)会低于或者等于原因的模糊隶属度分值(fuzzy－membership scores on the cause)。相比而言，在一个充分原因中，原因的模糊隶属度分值会低于或者等于结果的模糊隶属度分值。在模糊集合分析中，概率性的基准(probabilistic benchmarks)和显著性测试(significance test)会更多地得到运用，同时一个可以进行数学操作的免费软件包也是可以被使用的。(95)
在比较政治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合技术来验证必要和充分原因的假设。在主流社会科学杂志中出现的相关质性比较分析包括：埃德温·阿蒙塔(Edwin Amenta)关于罗斯福新政的社会花费的分析；(96)德克·博格－斯考瑟尔(Dirk Berg－Schlosser)等关于一战与二战间欧洲的民主分析；(97)艾弗林·胡博(Evelyne Huber)等关于福利国家的分析；(98)拉里·格里芬(Larry Griffin)等关于工会增长和衰落的分析；(99)马洪尼关于拉美长时段发展的分析；(100)蒂莫西·维克汉姆－克罗雷(Timothy Wickham－Crowley)关于游击队和革命的分析。(101)这些研究都力图找到原因的复杂模式，而且还会讨论统计方法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被整合进这些分析模式。(102)
这些已发表的、讨论实证问题的质性比较分析成果使得运用这一技术的学者们面临一种挑战：需要在质性比较分析的技术与案例导向的研究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中，既充分使用质性比较分析技术又不以牺牲深入的案例分析为代价，这是很困难的。相比而言，一本书的篇幅看起来可以更自然地将质性比较研究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03)类似的情况在案例内分析中也是存在的：如果研究者希望有空间去充分地追踪过程并讨论为什么特定的观察可以为一个理论提供关键性的支持或反对，那么一本书的篇幅可能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
三、结论
在比较政治中发展和使用质性方法的研究前景看起来还是比较乐观的。质性方法论者和研究者有机会在顶级的出版社和杂志中发表自己的成果。书籍出版商也越来越看重质性分析的成果，这部分是因为学术共同体经常期望书籍可以收集和处理新的数据，而这一要求使得质性研究成为必须。虽然顶级出版社的编辑们可能目前仍然倾向于出版使用形式模型或统计方法的作品，但是在比较政治领域中出版优秀质性研究成果的需求同样很强劲。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仅仅是描述某一国家当代政治的案例研究专论在出版的畅销性上可能也存在些问题。尽管这些书籍对我们理解特定国家的多数基本信息帮助很大，但是除非它们糅合了某些理论或者是新的研究方法，否则它们很难在顶级出版社出版。
    就期刊而言，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治视野》(Perspective on Politics)和《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等杂志上都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质性研究的变化。这些期刊都似乎希望为比较政治领域的质性研究者和方法论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发表机会。(104)在专业性的期刊中，《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发表的论文中有较高比例的小样本质性研究成果。另一本被认为是比较政治领域的标志性刊物——《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发表了许多使用多种方法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质性研究的论文。作为比较政治领域目前新兴的一个标志性刊物，《比较国际发展研究》(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同样发表了大量优秀的质性方法论文。总而言之，这些发表机会意味着，质性研究将在比较政治可预见的未来持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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