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的文化自觉研究

作者：梁红泉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安徽农业科学》 2012(4)  发布时间：2015/11/23  浏览次数：62次

【摘　要】在阐述文化自觉内涵的基础上，论述了农民的文化自觉对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并提出了培养和养成农民文化自觉的对策，指出只有转变指导思想、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村知识群体的桥梁作用，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培养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农民群体，才能促进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最终实现。

【关键词】农民；文化自觉； 新农村文化建设

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重要思想保证。自新农村文化建设实施以来，各级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的支持，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究其根本，在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文化建设中，缺乏文化自觉的农民群体，对于农村文化的岌岌可危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也未能意识到自身主体地位的存在和新农村文化建设对于农村发展的终极意义。豫东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在目前中西部农村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笔者拟从文化自觉的角度，以豫东周口地区为例，分析农民的文化自觉对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而探讨如何培养农民的文化自觉，以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

1 文化自觉的内涵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早由我国学者费孝通在20 世纪90 年代末就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如何应对外来文化问题而提出。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就已经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向现代化的方向行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实现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转型，由政府主导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开始有组织地领导农村社会向现代化迈进。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被推向了农村现代化的前沿，开始直面现代化的冲击。在不可逆转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以西方工商业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成为整个社会奉行的主流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在主流文化的倡导和政府权威的主导下，已经丧失了话语权和文化自觉的能力。于是，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经开始从广大农民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上逐渐淡出或简化; 另一方面，现代化文化却因为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无法为农民群体自觉内化并固化。破旧却无立新，新旧交替的局面使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继续深入遭遇“瓶颈”。突破这个困境的关键力量只能是具有了文化自觉的农民群众。

2 农民的文化自觉对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在于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塑造属于农民群体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既包含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观念和精神的重塑，也包含文化机制的创新与多元发展，以及农村文化活力的激发与文化生态的改善等［2］。而农民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根本性力量。农村文化的转型和重塑需要生活在农村普遍具有文化自觉的农民群体才能完成。具有文化自觉的农民才能清楚地了解自身文化的优势和不足，明确农村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现代化的冲击，不管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农村还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广大的农民群体特别是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迁徙的农民工群体，都急于与被贴上“落后”标签的传统文化决裂，时尚与潮流的现代化成为共同的追求目标。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传统文化全盘抛弃和否定，对所谓的现代化则是不加选择和思考地全盘接受。同时，立足于社会整体转型的政府权威，从上而下地力求通过新农村文化建设一举实现农村现代化。现实的刺激和政府权威的引导，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群体性失去方向和目标，处于盲从地位，没能很好地对现代化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和理解，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思考和选择，最终使得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在农村社会大行其道，农民群众在这个过程中精神上的盲从，带来“表情上的麻木”［3］。具有了文化自觉的农民，才能有群体的归属感，自觉传承群体文化。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在社会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大量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但这个群体却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边际化了。大量在城市和乡村间来回迁徙的农民工，既无法享受到现代化的文明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也无法接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被主流文化所排斥和鄙视，无法完全回归农村传统文化。在新与旧的交替中，这部分人在文化心理上处于“悬空”状态，精神上无所皈依，特别是被称为“农二代”的农民工群体。旧的文化已不能给他们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又将他们排斥在外。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状态［1］，不仅给个人与社会发展带来隐忧，更使得农民群体因缺少集体认同的联系纽带而分崩离析，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岌岌可危。具有了文化自觉的农民，才能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争取农村文化的话语权。农村人口占据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缺乏文化自觉和盲目的服从已经使得农民群体丧失话语权，更不用提话语建构了。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的同时，社会地位不断下滑，他们的生活方式( 物质的和精神的)、价值取向和为人处世的评判标准，不同程度地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城市到乡村单向度的被动式接受，漠视了农民群体的存在和主体地位。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大众媒体，把重心放在了更能刺激人们感官、物欲，更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传播上。无论是铺天盖地的广告，还是充满都市生活气息的连续剧，离普通农民的生活都比较遥远。而大量青壮年农民的外出务工和乡村精英的流失，导致中西部农村“空壳化”普遍出现。知识分子阶层的功利化和物质化［4］，使农民群体缺少表达自己意愿的代言人。而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绝大多数还是要回归农村。以农村知识群体和农民工为基点，加强文化自觉性的培养，只有让他们明确自身的地位和责任，才能争取农村文化建设的话语权。

3 培养和养成农民文化自觉的对策

农民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根本动力。虽然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强调要培养新型农民，但更多的倾向于经济意义。在如今绝大部分农村温饱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农民有什么样的文化需求、怎样去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已经成为农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目前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在加大政府有关人财物等外部支持的同时，注重挖掘和培养农民群体的文化自觉，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3．1 转变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但目前的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群体普遍性文化自觉的缺乏导致内部动力不足，在强大的外部(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压力下，农民群体的主体地位由各级政府完全取代，不自觉地转变为客体。然而，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来看，农民群体文化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的重建才是最终要义。由各级政府主导的农村文化建设，没能让农民明确自身的责任和权利，进而发挥主体作用。在外部压力过大、内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可以暂时主导和引导，但无法取代农民的主体地位。因此，各级政府应转变指导思想，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在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进行灵活的变通。外部的投入和关注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来讲都是暂时的。以豫东淮阳庙会为例，当地政府在近几年的庙会期间都会组织进行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展演，但主要还是面向前来采访报道的媒体记者和进行民俗研究的相关学术团体。更多前来祭拜的农民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完全成为“局外人”。农村文化建设能否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能否调动农民群体文化自觉性，农民才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角。

3．2 扩展培养新型农民的内涵，促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强调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体现了政府在对农民的引导。但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使得农村文化建设在向现代化靠拢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无视传统文化的存在。传统文化目前虽然受到冲击，但尚未完全解体，对农民的行为仍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规整［5］。从文化自觉的内涵来讲，农民首先要客观地认识自身文化的优势和不足，在对自身文化走向有着较为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和完成对外来文化去粗取精的再加工，并最终促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新型农民的培养固然要面向现代化，但强调传统文化的熏陶，引导他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价值，加强他们文化自觉能力的培养，对于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意义重大。现在农村不少的经济能人休闲娱乐多用在看电视或打牌上，精神追求和文化品位亟待提升。因此，新型农民的内涵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扩展。以豫东周口地区为例，曾经几乎为周围村民人人都会、被称为“人类活化石”的泥泥狗工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后继乏人。由此，新型农民的培养，不仅要强调经济效益，更应该注重主体文化自觉的培养和养成。

3．3 充分发挥农村知识群体的桥梁作用，引导农民工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在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豫东地区，虽然农村有原子化、离散化的倾向，但农村知识群体( 包括基层干部、村医、中小学教师、民间艺人等)在建构村庄舆论和地方规范、传递信息与传播文化、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等方面仍然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4］。在大多数普通农民缺乏文化自觉的情况下，农村知识群体由于自身地位、职业和个人威信因素的影响，在农村中不自觉地充当了外来文化进入农村社会的“过滤器”。外来文化特别是政府权威主导的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往往先经过农村知识群体的重新解读，而后以农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在农村社会进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知识群体的桥梁作用不可或缺。加强农村知识群体文化自觉性的培养，引导他们对农村文化建设作合乎地方情况的解读和身体力行，发掘农村文化建设的内部动力。同时，对于来回迁徙的农民工，也要进行发动和引导。在他们回乡期间，加强对地方文化( 包括地方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和农村现代化客观全面的宣传，正确引导他们理解新农村建设。吸引和鼓励他们加入农村文化建设和地方文化的开发利用，塑造与地方文化契合的地域精神，增强地方文化认同和文化使命。当然这种认同不是固守传统，也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文化，而是以地方传统文化为基础，并与整个社会转型相符的农村文化认同。

3．4 在制度教育中开展地方文化历史的学习和了解，增强“青少年的文化自觉”［6］ 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最终受益者。不管他们以后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毫无疑问加强地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明确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以宽容的心态客观全面地看待各种文化，并能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容不迫地在传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发展创新。同时，地方传统文化是地方共同历史、群体记忆和精神诉求的延续，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保持群体身份标识、增强文化认同、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途径。现代化固然是历史趋势，但最根本的推动力却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人才培养的技术化和标准化固然能适应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但人毕竟不同于机器，需要行动诉求的明了和人文关怀的满足。程序化、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不仅脱离地方实际，不能为人类社会创造福利，甚至可能有违人类社会发展的初衷，导致人性的迷失和社会发展的机械化。因此，农村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要求，更是农村社会自身发展需求的体现。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应在青少年中加强地方文化教育，在耳濡目染中增强地域文化认同，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性。

3．5 基于政府主流意识形态，营造农民群体自身进行农村文化建设的社会环境现实情况是: 一方面，政府权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强调对农村文化建设人财物的外部支持; 另一方面，都市化的文化品位和精神享受却在各种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大肆渲染下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奋斗目标［7］。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和浮躁的社会氛围，巨大的张力使得农村文化建设悬在半空，最终只留有一些物质上的东西，而无法实现人的现代化。农村文化建设说到底是要建构属于农民群体并能适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农民群体又是弱势群体，内部动力严重不足。如果外部压力过大，农村文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政府权威需要在大方向上予以引导，在社会舆论和媒体宣传上营造有利于农村文化发展的社会氛围，给予农民群体宽松的外部环境，相信农民群体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明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追求，建构属于自身群体的文化价值体系。

4 结语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文化自觉性的培养和养成是关键。只有明确了自身文化的优劣和未来走向，才能在与都市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取长补短，准确定位并主动适应不同文化的融合［8］，建构属于自身群体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实现农村现代化。农民文化自觉的培养和养成，必须转变指导思想，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拓展新型农民内涵，发挥农村知识群体的桥梁作用，营造有利于农民群体建构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费宗惠，张荣华．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5 －6．

［2］马永强．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和视域［J］． 甘肃社会科学，2008( 6) : 75－78．

［3］钱理群，刘铁芳． 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C］．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189 －208．

［4］李庆真． 变迁中的乡村知识群体和乡村社会［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5］陈涛． 村将不村———鄂中村治模式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4 －5．

［6］章建明． 文化自觉: 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重任［J］． 求实，2011( 5) : 72 －74．

［7］张瓅尹． 转型期中国媒介文化的困境与重建［J］． 湖北社会科学，2011( 6) : 182 －185．

［8］张冉． 社会转型论域下的文化冲突及其时代回应［J］． 求索，2011( 5)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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