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终结还是纠结——文献述评与现实审视

作者：龚春明、朱启臻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5/11/23  浏览次数：30次

［摘要］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村落的终结似乎不可避免。但在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后发现，与其说是村落的终结，倒不如说是村落的纠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村落终结的内涵及其实质的认识存有偏颇造成的。所以，“什么是终结，什么在终结”就是人们必须首先要予以认清的一个理论问题。实证研究以及现有的经验分析表明，如果部分“中间形态村落”能够巧妙地挖掘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依据现实的社会情境，进而与国家制度和政策实现有效对接，村落不但不会走向终结，反而可以得到持续发展，以致实现乡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关键词］农村社会学; 乡村发展; 村落的终结; 村落的纠结 

 

当下，村落已成为学界热衷探究的一个论域，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更具显学特质。村落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诚如杜靖所说，“对于汉人社会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经验研究而言，‘村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架构，其历经百余年的学术锤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和理论表述，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家和世界经验汉学家非常方便和有力的操作性工具，是汉人社会研究对世界人类学所作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1］。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作序时指出: “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2］( P.16)

但是，随着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的面世，学界对于当下村落社区的研究旨趣发生了较大转向，以往甚少被关注的“村落终结”现在已经成为人们议题的重点。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影响下所发生的乡村社会转型，必定使得部分村落渐趋走上终结之路，尤其是资本和市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乡村便自然成为其密切关注的对象; 另一方面从一个侧面说明研究者们对此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一定的学术积淀，在此情景之下他们才有可能把学术旨趣从“主流转向非主流”，否则，只能是各说各话，无法在学界形成有效而持续的对话。通过系统的文献疏析，结合笔者对各地农村的实地考察，发现学界对于村落终结的研究尚存有一定的欠缺和不足。

一、什么是终结，什么在终结

对于“村落终结”之研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哪种类型的村落在终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村落终结，虽然对此问题的关注十分重要，但对于“什么是终结，什么在终结”这类更为根本的问题却甚少有人问津。在笔者看来，要研究“村落终结”，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终结”，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去探讨其他问题难免会有本末倒置之嫌，也很有可能致使我们的研究发生偏颇甚至走向歧途。诚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搞了三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仍一直未搞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理论问题，直到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把这个问题化解了。

出于不同的学科知识背景和理论分析视野，人们对终结有着各自的理解。比如，有人认为，村落的终结就是村落从地理版图上消失了; 也有人认为，村落的终结就是村组合并，以致一些村落从行政区划上消失了; 还有人认为，村落的终结就是村民变成了市民。就以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来说，也存有不同的见解。其实，孟德拉斯在文中所论及的“农民的终结”指的是“小农的终结”和以此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的终结，而不是有人所认为的“农业生产者的终结”或“农业的终结”，当然更不是指农村的消失。至于村落的终结，其“与农民的终结并非同一个过程，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它的终结意味着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3］( P．4) 。

到底何谓“村落的终结”? 狭义地说，村落终结是指原有村落的解体或消失，既包括原有的村落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也包括原有村落整体或分散搬迁到其他一个或几个村落，如从穷乡僻壤搬迁到地理条件较好的村庄等。广义地说，村落终结是指村落不仅从地理意义上消失了，而且村民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等也从根本上终结了。由此看来，广义上的村落终结，其进程比狭义上的村落终结要缓慢得多，存在一个从村落边界动摇到村落边界解体的渐进过程，而且各边界解体的进度也有所不同。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追问，村落终结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笔者以为，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现代高度发达的农业科学技术把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是农业生产天然的生产者和组织者，但是随着农业高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固有土地上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迫使农民慢慢地从自己的土地上迁移出去，渐趋导致村落被“凿空”甚至消失。

那么，“村落的终结”又意味着什么? 对于乡村复古主义者来说，“村落的终结”更多的是对传统村落的怀旧情结、心酸与无奈之感，因为在他们看来，乡村是哺育人类的精神家园、孕育田园牧歌梦的“温床”，是“国家道德之根”。一旦村落终结了，不仅传统文化的载体消失了，而且人类的精神也无以存放了。与此相反，对于某些极端的“城市中心论”者来说，村落的终结也许是件快事，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村落就是“落后”的代名词，是大量村落的存在阻滞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故其潜在的命题是: 只有尽快地使村落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中国才可以较快地挤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人们才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既然村落迟早要终结，那么其终结的标志、形态和路径又是什么? 刘梦琴认为，村落终结的标志不是某个简单事件的解体，它是由一系列重大事件组成的信号集，其重要标志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在此基础上，刘梦琴把中国村落终结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是完全城市化的村落; 二是所谓“工村”、“商村”; 三是所谓“城中村”［4］。关于村落终结的形态，田毅鹏等人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是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 二是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而走向“终结”; 三是在政府社会规划工程主导下，通过村落合并等形式而走向终结的村落［5］。关于村落终结有两条路径: 一是村落被动卷入城市化浪潮，这是由地方政府以区划规划和土地国有化推动的城市化引起的; 二是村落主动参与城市化建设，农民以集体土地自主参与城市化、工业化，分享城市化成果［4］。

二、村落的纠结，而非终结

村落真会如一些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很快就将终结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人们就没有必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专门的研究了。无论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看，还是从中国农村社区特有的“村情”看，村落终结之路必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村落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倒不如说是村落的纠结。首先，从现有的书写村落终结的文献看，大多辅之以副标题，如“某某村的故事”、“以某某村为例”等。这些文献为何要以个案的形式进行描述和探讨呢? 其原因就在于，现阶段中国的村落数量之多、情况之复杂，绝不是哪个国家能够复制和翻版的，为此，他们对村落终结的预言就必须显得格外小心，故此他们的预言可能只适合于他们所观察到的某个地方、某一类型的村落，即便是同一类型的村落，放在其他地区，情况也有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普适性的终结理论预言仍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其次，由于村落自身在终结的过程中显得很纠结，因为即使村落的经济边界、行政边界消失了，但生活其内的村民的心理文化边界也不可能随之同步消失，更多的则是“物换星移，我‘心’依旧”。所以，很多人所认为的终结只是村落形式的终结，不是村落实质意义的终结。例如，有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 年逐年减少……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 多个村民委员会［6］。这里所涉及的村落减少或消失仅仅是指村落行政边界的消失，不能反映其他边界的消失状态。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毋庸置疑，但吊诡的是，当村落终结这一带有社会进步发展意义的符号真正降临时，却招致社会各界空前的激烈批判和质疑［5］。因为，当下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村落终结现象既不同于欧美诸国，也不同于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经济发展依然迅速的村庄，其村落虽然在形式上业已终结，但作为组织形态的村落却未发生终结的进程［7］。因为发达国家小农的终结更不要说村落的终结，都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发生的。反观中国的实际情况，村落离终结所要求的基础性条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发达国家，后来还出现了“新乡土主义”，如法国的农村人口从1982 年起逐渐走向回升，美国的小农场运动也方兴未艾。

一方面，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接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8］; 另一方面，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转型期中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所谓村落终结已远远不是简单的空间变迁和一般意义的关系变动，也不是农民群体单一的“去农为工”，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迁过程，其中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5］。此外，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村落终结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正如冯婷所言:“既然要进行‘新农村建设’，就意味着‘农村’必须保留并且还要发展。”［9］由此，村落终结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村目前的状况，要更好地发展好农村，搞好新农村建设。不要依靠村落的终结、农民的终结来解决“三农问题”［10］。同时，透过“农业的这种悖论，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村落也将无法消失”［11］。Essex 等人指出: “只要存在着粮食和农产品生产需要，存在着地理、文化、治理体系方面的支持，农业和农民、村庄似乎就会继续存在。”［12］

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被彻底打破，诸多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也远未得以根本变革和完善，故村落终结之路十分遥远，任务艰巨。因为村落的终结不仅有着多种终结形式，而且其终结过程往往依赖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完成和体制的顺利转型。况且，村落终结的核心是村民的社会文化边界从根本上消失，而事实是，村民的价值取向、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多的是诉说了村落在走向终结过程中所展演的纠结状态以及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奈。简而言之，中国村落之现状，既未实现其“空间的共谋”，更未完成其“时间的共谋”。

三、村落的价值及其发展: 现实审视

当下，人们的视点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村、城中村、明星村或少许穷乡僻壤村上，其实，它们并非都完成了终结，其表征更多的是“形灭神存”。但在我们生活中，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于这些终结类型之间的村落( 暂且称之为“中间形态村落”) 的存在。正如于海所言: “通常人们很少会注意或思考自己的呼吸，只在呼吸成为问题时，呼吸这项生命过程最基本的活动才会从无意识处浮现，变成重要问题。”［13］( P．580) 这种中间形态的村落，可能是由于它们还没有“发生问题”，抑或是由于其过于司空见惯，而导致人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其实，此种类型的村落虽然普通，没有多大的“新闻效应”，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占据了中国农村的大多数。通过对这些村落的深入实证考察发现，其中一部分中间形态的村落能够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很好地吸取其优势，又能借鉴现代的长处，并充分巧妙地利用村落自身的传统资源、地理条件、天然禀赋或社会文化资本等，以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挑战，“化腐朽为神奇”，并颇具特色地不断壮大和发展起来。

笔者以在江西省东部Z 村所作调查为例进行简要的说明。Z 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属于上文所述的“中间形态村落”，无工业可言，村民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一些经济作物; 但地理位置尚可，距离所属乡镇1 公里、地级市18 公里; 交通较为便利，村前有一条省道供村民外出。Z 村农民每年的人均纯收入在1 万元以上，这在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应该算不错。村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先后有95%的家庭都盖上了楼房，现代化的家电设施基本齐全。像这样一个农业村落，其发展依靠的是什么? 其一，能够谙熟党的政策，看准形势，在村内无意识地形成了合理的劳动分工，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专业种地的、搞养殖的、做小商品买卖的，也有外出务工、经商和跑货运的; 其二，血缘、地缘关系在现代社会以新的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民之间“帮扶带”现象十分普遍，如果先富起来的村民不把自己家族和宗族的人“带富”，在当地会被人瞧不起; 其三，Z 村有着十分优良的重教传统，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巨大，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卖锅卖铁，也要供小孩读书”。那些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不仅把外面的先进经验带回了家乡，而且还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家乡人致富，这种教育反哺的特征非常明显。总地来说，Z 村能够灵活地对传统与现代进行有机的糅合，扬长避短，在注重挖掘村庄自身的内在价值的同时，能够借势借力助推村落向前发展。

概言之，村落的内在价值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丧失，村落也不会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而终结。相反，如果我们把不同村落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与当时的社会情境结合起来加以利用，在依靠自身发展的同时，借助外生性变量的帮助，也是可以实现村庄现代化的。秦红增等人指出: “其实发展应是由内部发生的，因为一个社会要发展，就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应从它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中汲取力量。”［14］所以，重视村落内在价值的深层挖掘和合理利用，必将助推村落自身的发展，比起那种主要依靠外部力量来建设的村落更具潜力，这种发展将更为持久。

正是由于村落具有与城市不同的差异性，可以满足人们在城市无法满足的一些需求，故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城市人口倒流农村的图景。正如孟德拉斯所说: “法国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农村人口数量止降反升，村庄现代化了，今天，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舒适。”［15］( P． 304)“生活在农村或小城市是3 /4 的法国人的期望。”［15］( P． 298)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乡村社会在经过“阵痛”与“死亡”之后反而获得了重生，而且获得了比传统乡村社会更为旺盛的生命力，这对于当下中国乡村之转型是否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呢?

关于村落的价值，学者们作了大量论述，可以概括为村落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活功能和文化功能等。余达忠指出: “村落环境不仅是一种生态物理形式，也是营建族群的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表达的方式与依托，是一个体现意义与象征功能的符号。”［16］祖田修在《农学原论》一书中也将农业与农村的多功能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功能，包括高效的食物生产、优良食品的供给、国民经济和振兴地域经济; 生态环境功能，如保全国土、保护生活环境以及农业的可持续性; 社会文化功能，如一般性功能、社会交流、福利功能、教育功能和人性复原功能。祖田修指出，村落地域作为“生产空间”、“生态环境空间”和“生活空间”，应当追求其综合价值［17］( P． 52) 。实际上，透过国内外学者对村落价值无论是具象还是整体的研究，我们从中可以悟出，只要合理挖掘并适时把村落价值与国家政策实现有效对接，村落发展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四、结语与讨论

虽然说村落发展的未来值得期待，但在当下恐怕谁都难以给中国村落的未来描绘一幅完美的图像进行精准的预测。因为从学界新近的研究可以知晓，学者们无论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对传统—现代模式下的村落研究，还是从共时性的角度对国家—社会模式下的村落研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和反思。长期孕育的中国经验和现实的中国体验也从不同维度诉说了中国村落未来的复杂景象。

虽然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18］( P． 11) 。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村落的发展会沿着哪条路径前行，但我们不必从消极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从历史哲学的层面讲，人类只要存在一天，就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中国乡村现今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和艰巨，因此也就更没有理由急躁。在中国，还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或经济条件有本事和有可能在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里一揽子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所以，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看似消极的问题。中国乡村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时间和科学，而非一时的意气用事。因为任何人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有限的认识要完成无限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无论建设怎样的乡村，必须始终遵循的一个原则，即尊重农民的选择权，让农民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所需要的生活，而不是由外来人替农民作决定。我们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应引以为鉴。

同 时，由于乡村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是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状态下进行的，故此需要打破既定的“发展主义的思维范式”和“二元论”的思维取向，在真正破除“非此即彼”模式中去蠡测“转型乡村社会”的实在，惟有如此，才能在理论和实践结合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展现出来并阐释清楚［19］。传统的未必都是过时的、无用的，现代的也未必就是人们所需要的、有用的，因为“保留传统就是为现代化打下更好的基础，而现代化则是为新的传统的形成准备了条件”［20］。由于乡村的发展是在现代社会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很多学者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命题，这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但实现“城乡一体化”不是所有的农村人都成为城市人，农村都变成城市，农民都成为农业工人。而应该是指经济社会的城乡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农村城市化”［21］。也就是说，“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22］( P． 9)

综上所述，村落既然远为终结，就必然继续向前发展，但其发展除了依靠自身价值挖掘和借助外生性力量的帮助之外，村落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英明抉择。没有政府的正确引导和适时帮助，乡村的发展势必遭遇诸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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