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研究综述

作者：黄善林 卢新海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发布时间：2015/11/23  浏览次数：50次

【摘  要】 农村土地是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农村土地制度对劳动力乡城转移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当前,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土地禀赋、土地产权、土地产权流转等方面研究了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然而, 现有研究在研究结论上存在较大分歧, 且缺乏对分歧出现原因的深入研究, 并在研究内容上缺乏系统性。

【关键词】 土地制度；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综述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得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农业生产自主权,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 将大量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而不断参与非农就业及跨区域流动, 推动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及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然而, 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永久定居城镇, 而只是家庭部分劳动力的季节性转移、循环性转移等短期转移。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过程的非持久性, 同时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顺畅、不合理的表现, 这与制度缺陷密不可分[1](P12-18)。

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对劳动力转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检索, 归纳有关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 并对其进行评述, 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一、国外相关研究

Dixon (1950)认为人口转移是土地的函数,土地担当着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及心理文化财产的双重角色,这二者正是生活标准的两个方面, 同时也是人类迁徙的直接或间接动力机制[2] (P223-234),可见土地与人口流动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土地与劳动力及资本构成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 这是经典劳动力转移模型中构建效用最大化方程的理论前提, 同时也表明了农村土地对农户农业生产及劳动力配置的重要性。对于农村劳动力及农户而言, 土地既是家庭财产, 又可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同时还是农户家庭的一种投资品[3] (P141-172)。土地状况及与其相关的土地制度是农户家庭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一) 土地禀赋及土地条件状况

土地禀赋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及转移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拥有不同土地禀赋的农户具有不同的劳动力转移动机。一方面, 土地资源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 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农户家庭土地禀赋状况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的多寡, 因此, 土地禀赋与劳动力向非农业(或城镇)转移的概率、工作时间及农户家庭向非农业(或城镇) 转移的劳动力数量成负相关关系[4] (P5-15)[5] [6] (P221-233) [7] (P653-662) [8] [9] (P291-311)。另一方面, 土地资源是农户家庭的一笔财富和收入来源, 可以为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初期提供支持; 另外, 为弥补农村资本市场的缺陷, 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户可通过转移获取土地投资的资本。可见, 土地禀赋也可以激励劳动力的转移[10](P287-291)[11] (P457-468)。Eills (1998)对以上结果给出的解释是, 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户, 其转移是为了积累资金, 以更多地投入土地经营, 而拥有较少土地或无地的农户, 其转移则是为了生存[12] (P1-38)。

上述不同的作用方向, 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在定量研究模型中对土地禀赋因素作适当处理(如分段、纳入平方项等) , 以探究土地禀赋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非线性关系。Bilsborrow 等(1987)运用Probit 模型对厄瓜多尔的研究显示: 土地禀赋对小农户家庭(土地面积小于5公顷) 户主的男性后代向城镇转移的概率具有正向作用, 对大农户家庭(土地面积大于5公顷) 户主的男性后代的转移概率具有负向影响, 而对户主的女性后代向城镇转移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13](P191-210)。Bhandari(2004)对尼泊尔的研究表明: 拥有土地面积小于10Kattha(1Katt ha 约为0.51亩)及大于20Kattha而小于29.99Kattha的农户将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概率较高, 而拥有土地面积大于等于50Kattha的农户则概率较低[14] (P475-499)。实际上, 以上得到的是土地禀赋与劳动力转移概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VanWey(2003, 2005)对泰国及Mendola(2008)对孟加拉国的研究, 均显示土地禀赋与劳动力转移概率成U型关系[3](P141-172)[15](P121-145)[16](P150-175)。Haberfeld等(1999)及Stark等(1991)的研究则没有发现土地禀赋与劳动力转移之间有显著关系[17] (P473-P489)[18] (P1163- 1178) 。

此外, 不同的土地质量及利用条件会影响农业产出及农户投资的积极性, 从而影响劳动力转移决策行为。Rodgers (1991) 对肯尼亚的研究发现,输出地土地质量的提高会减少人口的流出[19](P921-926); Holden等(2004)对埃塞俄比亚丘陵地带的研究表明:土地质量退化导致农业产量及农户收入下降, 致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获得非农收入[20] (P369-392)。

(二) 土地改革与分配制度

土地改革与分配政策, 一方面可以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获得土地, 从而降低他们向城镇转移的积极性。然而, 随着生计问题的解决及生活的改善,他们的下一代向城镇转移的可能性会不断增大[21](P527-539)。Bravo.Ureta等(1996)运用logistic回归对厄瓜多尔的研究结果显示: 土地改革及重新分配政策抑制了区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2](P463-476)。另一方面, 土地改革及分配政策也可能导致土地资源的过分集中,造成多数土地面积较少或无地农户不得不通过转移的方式获得经济收入。如埃及(1977)、秘鲁(1981)及巴基斯坦(1985)的无地农业人口占农业总人口的比例及土地集中基尼系数分别为26%和0.53、20% 和0.95及11% 和0. 61[23] (P279-330)。Shaw (1974)的研究结果显示: 小农场(土地面积小于5公顷) 所占比例及大庄园(土地面积大于500公顷) 所占比例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2和0.67[24] (P123-132)。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土地分配制度所导致的农户间土地拥有量的均衡程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VanWey (2003, 2005)、Quinn (2006) 运用新劳动力转移经济理论, 用相对贫困指数表示农户间土地分配的不均衡程度, 并将该变量纳入劳动力转移决策过程中, 其研究结果均表明农户土地相对贫困(Land Relative Deprivation)程度越高,其家庭劳动力转移的概率越大[3] (P141-172)[15] (P121-145) [25](P135-153)。{#PageCon#}

(三) 土地产权及其流转制度

农户拥有土地产权的完整性、安全性及其流转状况, 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劳动力转移成本及转移方式等。Griffin等(2002)将土地产权制度分为四种: 以家庭为单位的占有和经营; 土地所有者以固定工资雇用劳动力耕作; 佃农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固定租金进行耕作; 佃农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固定比例的土地产出进行耕作[23](P279-330)。Besley(1995) 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土地流转权利对农户土地投资的影响,对加纳的实证研究表明: 赋予农民完善的土地流转权利有利于增加其土地投资的积极性[26](P903-937)。Haberfeld等(1999)的研究表明: 印度不完全的土地产权制度阻碍了农户间的土地流转, 使得季节性向城镇及工业转移成为农户家庭增加收入的重要方式[17] (P473-489)。而其他土地产权制度, 会产生大量拥有少量土地或无地农民, 在当地农业劳动力需求有限的状况下, 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转移[12] (P1-38)。

Yang (1997)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使得农户拥有的土地产权不完整,农户永久性地离开农村意味着要牺牲土地上产生的收入流, 因而农户向城镇转移的成本较高, 更倾向于选择农业兼业方式避免农地价值的流失[27](P101-115)。Rozelle等(1999)和Kung(2002)认为: 加强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建设,扫除土地权利流转的制度障碍, 可以使得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28](P367-393)[29](P395-414)。

二、国内相关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 农户土地资源禀赋、土地利用、土地产权及其流转等状况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具体体现。农村土地制度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影响劳动力转移决策。

(一) 农户土地禀赋

由于土地禀赋的不同效用及其在不同农户间具有的异质性, 因而, 对不同农户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决策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Zhao (1999a,)、蔡昉等(2002)的研究表明: 家庭耕地数量与劳动力乡城转移决策行为呈负相关关系[30] (P25-32) [31](P767-782) [32] (P281-286)[33](P1- 7)。Li等(2002)、盛来运(2007)、张世伟等(2009)的研究则表明: 耕地面积对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决策的影响不显著[34] (P2219- 2235)[35](P2-15) [36](P101-106) 。

陈芳妹等(2006)运用Logit回归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土地禀赋与劳动力转移概率成U型关系, 即一定数量内的土地是普通农民不可能荒废的, 因为“土地能够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而可耕土地数量达到一定临界点后, 土地对农民不再起拉力作用, 农民可能宁愿弃田而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 这从反面支持了“种田不能解决收入问题”的假说[37](P62-68)。发现U型关系的还有蒋乃华等(2007)、杨渝红等(2009) [38] (P158-159) [39] (P310-316)。他们对U型关系的解释是: 当农户土地少于一定数量以至于无法解决家庭温饱问题时(此时土地主要表现为收入效应) ,外出成了农户解决温饱问题的不得已选择, 这种被迫性外出将随着土地对家庭生计维持能力的提高而递减; 而当土地数量大于一定值时, 土地要素替代效应凸显, 需要更多资金投入到土地中才能增加收益, 由于农村资本市场的普遍缺乏, 劳动力转移为获取现金收入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 于是土地越多, 资金压力越大, 转移动力越强。然而, 与以上研究结论不同, Yao(2001)运用Tobit 模型研究显示: 土地禀赋与农户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 且农户间土地分配越均等, 就越能推动劳动力的转移[40]。Feng等(2008)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41](P345-362)。然而, 王志刚(2003)对湖南的研究[42] (P10-13),没有证实Yao (2001) 有关耕地面积与劳动力外出打工行为间的倒U关系以及耕地面积居中的家庭劳动力更愿意外出打工的假说[40]。同时, 龙志和等(2007) 运用泊松回归对江苏、安徽等省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农户土地相对贫困(用“1- 户均土地/所在村平均户均土地”来表示) 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43](P11-17)。

此外, Shi等(2007) 发现农户拥有土地的类型也对劳动力转移决策有影响, 其中灌溉耕地对农户劳动力乡城转移决策具有负向作用, 而旱地、林地的作用不显著[44](P438- 455)。彭代彦等(2008) 的研究表明:耕地灌溉设施越完备, 则专业农户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而对兼业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45](P175-176)。土地分配制度导致的农地细碎化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刘涛等( 2008) 的研究表明: 土地细碎化导致农户复种指数下降, 并阻碍平均土地综合产出率的提高[46](P1511-1516)。然而, 李功奎等(2006)及许庆等(2008)的研究表明: 农地细碎化的存在, 有利于农户进行多元化种植, 合理配置并充分利用农户劳动力, 并能够促进农户增收[47] (P42-48) [48](P83-92) , 进而影响劳动力乡城转移决策。

(二) 土地产权稳定性及安全性

在目前的农地制度下,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成员平等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 其结果是土地分配随人口变动而定期、不定期进行规模不等的调整; 土地调整造成的土地产权不稳定使得大量转移到城镇就业并从非农业部门获得主要收入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不会放弃土地, 其结果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永久转移[49](P45-56)。陈美球(2000)认为: 当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责、权、利”缺乏明确界定, 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及流转、补偿机制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 制约了城镇化进程[50](P29-32,43)。姚从容(2003) 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严格限制及承包期限的调整, 不利于土地产权的交易与流转, 进而阻碍农民在城乡就业之间的自由选择, 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51] (P69-74) 。

此外, 一些学者开始从定量及微观分析角度研究土地产权稳定性及安全性对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决策行为的影响。Feng等(2008)运用SeeminglyUnrelated Bivariate Probit 模型对江西省村庄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是否拥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流转权利对劳动力转移决策具有正向作用, 但其影响不显著[41] (P345- 362)。刘晓宇等(2008) 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土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影响, 结果显示: 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有利于劳动力外出打工, 频繁的或大规模的土地调整均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52] (P29-39)。然而, Yao(2001)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即土地调整越频繁、农户的土地分配越平均, 就越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40] 。

(三)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

张笑寒等(2003) 认为: 主要由农地产权模糊、主体缺位及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造成的农地流转机制不健全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制约[53] (P41-45)。Yang ( 1997)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得出: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可以消除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制度障碍, 允许农地买卖可以减少转移成本, 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永久转移且有利于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均等化[27] (P101-115)。张良悦等(2008) 建立农户生产和消费理论模型, 提出通过土地保障权的转让来消除迁移者的退出之虑[54](P72-79)。盛来运(2007) 的研究表明: 农地流转对转移可能性的影响显著, 年内转入耕地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下降了1.3 个百分点, 而年内转出耕地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则上升5.3个百分点[35](P2-15)。衣保中等(2008) 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发现: 农地流转数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加大农地经营权流转可以推动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进程[55](P60-62)。运用同样的思路, 赵亚萍等(2008)计算了1996- 2006年重庆市璧山县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宅基地流转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结果显示出高度正相关关系。然而两者却不同步, 宅基地流转严重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建议通过完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等措施鼓励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动, 提高农村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 促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56] (P63- 66) 。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表明: 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作用。Yao(2000) 的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57] (P252- 266) ; 陈美球等(2008) 实证研究表明: 劳动力转移行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显著, 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对农户耕地流出影响强度较大, 对耕地流入行为的影响较小[58](P369-374)。另外, Feng等(2008) 的研究则探明了土地租赁行为与劳动力转移决策具有相互作用关系, 即参与乡城转移的农户租入土地的可能性较小, 而租入土地的农户选择转移的可能性也较小[ 41] (P345- 362)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从以上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中可以发现, 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决策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且其影响在不同地域、不同农户中具有差异性。现有研究成果既有理论探讨, 也有实证定量研究, 且近年来实证研究成果不断增多, 反映出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基本国情及土地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使得研究结论、研究内容及定量指标的设计存在一定的差异。除国别差异对研究成果的影响之外, 当前国内研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一) 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 缺乏同一时段(点) 上的区域对比研究

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以某一时点、某一个或多个区域的调查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依据, 得出土地禀赋及其他土地制度因素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中可能存在的几种不同作用, 从而证实或推翻某种假设, 缺乏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 没有对研究结论出现分歧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总结。

(二) 研究内容及定量指标的设计缺乏系统性

当前的实证研究主要以西方经典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为基础, 运用多元回归模型, 在样本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土地制度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如土地禀赋、土地产权及其流转等)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缺乏将多因素综合的系统研究, 且土地制度的一些重要方面较少涉及, 如农户农地地块的细碎化、农户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认知等, 尤其是对农村土地的另一重要方面——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

(三) 研究视角存在一定缺陷

当前的研究要么从农地流转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角度, 要么从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产生影响的角度出发进行理论或实证分析, 而少有从二者互动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

建议今后将研究重点放在: (1) 探索与构建全面反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相关理论; (2) 设计全面反映中国土地制度的多指标系统与变量体系; (3) 多区域对比研究; (4) 探索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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