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村庄转型与农民移居：“三农”问题的转向

作者：马流辉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9日  发布时间：2015/11/23  浏览次数：29次

习惯上，我们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称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世纪之交，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那个时期针对“三农”问题最有力的呐喊。由此，“三农”问题研究遂成一门显学。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为标志，“三农”问题发生了转换。

一、农民负担问题变成农民移居问题

曹锦清指出，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进入了西方设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对于我们这样后发内生型的农业国家而言，只能在国内提取农业剩余支撑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因此现代化建设的成本落到广大农民头上，沉淀为繁重的农民负担。1990年代，由于国家的赶超战略及各种追求现代化的任务升级，农民又成为利益的受损者。不断加重的负担使农民难以承受。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费，并对种粮的农民实行政策补贴，困扰中国已久的农民负担沉疴宣告终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的松动，为农民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务工，他们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这些进城的农民工大多无法享受到城市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和社区服务，他们处于暂时的流动状态。于是，如何安放这些流动的农民工成为当下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作为回应，学界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议题，但农民工究竟在何处市民化以及如何市民化尚在讨论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对数量庞大的农民来说，我们何以可能走出一条迥异于西方的城市化道路？

二、农村贫困问题变成村庄转型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尚处于现代化征途的中国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持国家的现代化建设。1980年代，国家率先在农村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将原本由集体或国家承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转移给农村社会。农村因资源的过度汲取和公共服务成本的骤升而陷入贫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时代的来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窘境，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可能激发农村社会的内在活力。但因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领域转移，农村走向“空心化”和“过疏化”的命运似乎变得不可避免。当前，大规模的村庄拆并和农民集体“被上楼”正是各地地方政府力图扭转农村走向颓势的一种努力，只不过这种努力更多地受制于土地财政的逻辑支配。有学者估算，即使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0%，仍将有5亿农民滞留在农村。传统的村庄作为农民的生活共同体，曾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于一体。如今，随着农民家庭收入重心向城市的工商业领域转移，村庄的生产功能逐渐被弱化。然而，在农民工的市民化还面临制度门槛和福利歧视的现实情况下，村庄作为一种社区存在，其未来的生活功能将进一步强化，村庄依然是农民从城市退守乡土的重要据点。因此，面对乡村社会的“空心化”和“过疏化”，如何在空间和结构上促成传统村庄的现代转型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粮食安全问题变成土地流转问题

1980年代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农村正式确立，一段时间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1990年代繁重的农业税费负担致使许多农民将自己的承包地撂荒，有的农民甚至逃离村庄外出打工，农业生产陷入危机之中，国家的粮食安全没有保障。农业研究领域的前辈们告诫我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粮食自给率必须达到90%以上才能“心中不慌”，因此，土地决不能抛荒。后税费时代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格局。农民的土地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对土地的预期不断提高，农民不再轻易放弃自己的承包地。农业科技进步以及城镇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持续增长，客观上为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提供了空间，农地的流转在这种情势下成为可能，如何实现土地的顺畅流转关涉国家的粮食安全。

对于是否有必要进行土地流转，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土地流转，家庭农场、“公司加农户”还是农业合作社，时至今日尚存巨大争议。笔者认为，这些争论都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农村的家庭经营制度。就世界范围的经验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家庭经营制度都必须维持，即使是美国的超级农场也在发挥着家庭经营的优越性。但令人费解的是，不少地方把规模经营等同于现代农业，甚至认为农业经营的规模越大，离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就越近。这种思维促使当地政府发展粮食种植大户，促成上千亩的规模经营。近期，各地的调研不断传来大户“垮台”的消息，这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无疑是一个打击。目前农村社会的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处于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土地对农民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我们要充分尊重村社内部自发生成的土地流转方式，任何推动土地规模流转的冒进做法最终都将得不偿失。我们必须将土地流转放置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加以讨论，以探究土地流转的社会基础，确保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

国家不断地对“三农”进行的制度优化和资源供给，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苦”、农村“穷”以及农业“危险”问题走向终结，但“三农”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完成了转换，并在经历着另一种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用新的眼光去审视。构成“三农”问题的农民、农村和农业虽然在不同的发展时段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分，三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统一体，我们只有从整体着眼才有可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三农”问题的转换根植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唯有将“三农”问题放置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中进行动态考察，才能触及“三农”问题的本质，进而加以研究，促成对“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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