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旭峰 田志锋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教育学术月刊 》2011年12月 发布时间:2015/11/23 浏览次数:24次
【摘 要】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今天,农村教育处于突出城市元素还是农村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在当前的农村教育中,由于缺乏现实的文化根基,农村教育中的文化冲突现象较为明显,而农村教育中的文化认同也只是一种被动的文化认同,这对于农村教育的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由被动的文化认同走向主动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文化自觉;农村教育;文化认同;文化冲突
农村教育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广泛开展,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当前学者们都试图通过研究寻找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农村教育理论或者是找出一条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农村教育发展道路。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今天,应该如何定位农村教育?是定位为“离农教育”———走以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 还是定位为“留农教育”———走以农村为导向的乡土化道路? 农村教育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1]农村教育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本文通过阐述农村教育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 来探讨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对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启示, 以期对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有所帮助。
一、农村教育中的文化认同:现代化进程中“普世性”知识的传播
(一)文化认同的理论解释
1.社会趋同论。社会趋同论认为,现代化过程是所有社会、所有民族都将经历的普遍的进化过程,尽管各国现代化的国情不同,起点也不尽相同,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方式可能会各有不同,但他们会经历同样的阶段,并形成大体相同的社会特征, 即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组织管理上的科层化、城市化和文化的世俗化。[3]根据社会趋同论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和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已, 只要农村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城市的今天就是农村的明天。虽然社会趋同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 忽视了各地经济社会的差异性,但是在全球化、现代化日益盛行的今天,似乎谁也摆脱不了这个“诅咒”。可以说,现代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成为了农村和城市共同的发展目标, 正是这种共同的发展目标使得农村和城市强化了文化认同。
2.社会化理论。社会学中所讲的社会化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化。人的社会化是一个人学习社会的文化、增加自己的社会性、由生物人变为社会人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社会的文化”,包括了他生活于其中的群体(社会)的多种形式的文化,主要是该群体、该社会的价值观和各种规范。[4]不管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人的社会化都是必需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个人只有完成了社会化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合作成为可能,一个人才能在社会中立足;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一个社会要想顺利的实现代际延续就必须要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化。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有很多社会化内容是共同的, 每个人都只有经历这些社会化才能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中包含着共同的文化元素,从而强化了两者之间的文化认同。
3.城市化理论。我们把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数量不断增加,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称为城市化。一般说来,它是指农村人口改变其居住地,从农村迁入城市的过程。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城市化又是农村人生活方式的变化。[5]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种流动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另一种类型是像农民工这样“候鸟式”流动。这两种类型的流动方式在客观上都促进了城乡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往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他们需要学习城市文化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城乡联结的纽带加速了城市文化向农村地区的传播。可以说,正是这种城市化进程强化了农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
(二)农村教育需要城市元素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强烈。当然这种文化认同更多的是单方面的认同,是农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得农民对城市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当前农民能否顺利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城市文化的掌握情况, 这使得农村教育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是,由于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在各个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使得农民不能很好地学习城市文化,从而使得他们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往往处于较为不利的弱势地位。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6]为了使农民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当中,应该在农村教育中融入城市元素, 使农民能够更好的接受城市文化。当前,在农村教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背景下,应该缩小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之间存在的差距, 对农村教育进行适当的倾斜,加大教育内容、教育过程的统一化、标准化力度, 从而使农村学生可以享受与城市学生一样的学校教育,更好的掌握城市文化。
二、农村教育中的文化遭遇:城市对农村的文化冲击
(一)文化冲突的理论解释
1.传统-现代二分理论。传统-现代二分法是社会学
学科中研究社会类型的一种分析角度, 也是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使用“公社”与“社会”两个概念来区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公社”里,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基础上;在“社会”里,他们的联系则是建立在目的、利益及以此为条件的人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7]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则使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个概念来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机械团结是这样一种社会联结纽带, 它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 人们可以在原始社会或传统农村社区中发现这种团结的典型表现; 有机团结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联结纽带, 人们可以从现代社会中的工业化城市中找到这种团结的典型形式。[8]从社会类型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基本上属于传统社会,而城市基本上属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上,还表现在文化结构上,从而使得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
2.“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理论。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概念,所谓“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9]埃利亚斯提出的这两个概念比较适用于边界清晰、存在不对等关系的群体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就比较适合用这对概念来表述。在整个社会当中,市民作为“内局群体”把持着文化表达,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价值取向、公共舆论具有主导作用;而农民作为“外局群体”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他们无法触及和影响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只能根据“内局群体”的取向行动。市民与农民的这种地位关系决定了城市对农村存在文化殖民, 而正是这种文化殖民使得农村与城市的文化冲突在所难免。由于市民作为“内局群体”掌握着话语权,使得我们的农村教育表现为一种城市化的教育, 农村教育成为了城市教育的附属产品。对于农民来说, 他们在教育中接受的是城市的文化, 这些文化对他们来说是外在的, 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
3.亚文化群体理论。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
主文化是指在一定族群中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文化,也称主流文化;相对地,亚文化是指在这一范围内处于次要地位的文化。[10]市民群体把持着文化表达的权力,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代表着主流文化,这一群体构成了主文化群体;而农民群体在整个社会中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处于边缘地位,构成了一个亚文化群体。农民这个亚文化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被市民主文化群体视为“另类”。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异, 使得农民群体与市民群体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差异很明显,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市民群体很难认同并接纳农民群体,而农民群体也很难认同市民群体并积极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去。市民主文化在农村教育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农村教育传播的更多的是来自城市的主文化, 而很少包含农村自身的元素。这使得农村教育与农村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农村教育的现实根基被破坏,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表现出了明显的文化冲突现象。
(二)农村教育需要农村元素
农村作为一个传统社会,与城市这个现代社会存在着诸多的文化冲突现象, 这些文化冲突现象在农村教育中主要表现为农村教育传播的更多的是来自城市的文化元素。由于农村教育传播的内容与农村学生生活的文化环境没有内在的联系, 使得农村教育的很多内容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是一种“外在的知识”。有学者曾经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的插图、课文内容、人物特征和语言作了分析,并指出乡村教材“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一定的文化偏向,这种偏向主要是城市生活的价值取向”。[11]与农村文化相脱离的农村教育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这也是农村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一直处于附属地位的重要原因。同时,农村教育传播的城市文化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而农村教育又没有有效发挥传承农村文化的功能,这就使得农村文化越来越枯竭,农村慢慢成为了一个“文化孤岛”。
可见, 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倾向带来了两个明显问题:一个是农村教育与农村文化相脱离的问题,在农村教育中传授的更多的是城市文化, 这使得农村教育很难摆脱在教育体系中的附属地位; 另一个是农村教育没能有效发挥传承农村文化的功能,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是相关联的,这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的萎缩。考虑到存在的这两个问题,在农村教育当中,应该改变当前农村教育传播的主要是来自城市主文化的现状, 尽量多一些农村元素,更多地反映农村学生熟悉的生活,更多地学习农村所需要的知识,增强农村教育与农村文化的融合度。从而真正改变农村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实现农村文化的有效传承, 从而使农村教育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结论与建议:农村教育需要文化自觉
当前我国的农村教育有着明显的城市化倾向,是一种“离农式教育”,其目的就是让农民“跳出农门”。这种教育背后暗含着对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评判, 认为城市文化是先进的,而农村文化是落后的。所以对于农村教育来说,只要学习城市文化就可以了。文化相对论认为,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因此不能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用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其他民族的文化。要判断或解释他人的行为就应该依照他群(对方所属的族群、社会)的文化逻辑或文化模式,并以此为标准。[12]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并无优劣高低贵贱之分。对于农村教育来说,一味的强调“离农式教育”,强调学习城市文化,对于农村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单纯以城市为导向的农村教育在农民的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文化根基的,这样的农村教育也只能是城市教育的附属产品。同时,一味的强调“留农式教育”,强调学习农村文化,对于农村的长远发展, 特别是对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
农村与城市既存在文化认同的一面,也存在文化冲突的一面。在当前的农村教育中,由于缺乏现实的文化根基,农村教育中的文化冲突现象较为明显,而农村教育中的文化认同也只是一种被动的文化认同, 这一状况对于农村教育的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对于农村教育来说要有“自知之明”,不能片面的传授农村文化,也不能片面的传授城市文化,而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的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既能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有用的人才, 也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的人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 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3]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由被动的文化认同走向主动的文化自觉,这才是农村教育的长远发展之道。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改变地方性知识、乡土性知识在农村教育中“失语”的现状。农村教育要加强对地方性知识、乡土性知识的传授,编写更多的地方性、乡土性教材,使农村文化能够更好的得以传承,更好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第二,改变农村教育缺乏文化根基的现状。农村教育要与农村文化融为一体, 使农村教育更好的服务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第三,改变农民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现状。进一步加大农村教育城市化力度,对农村教育进行适当倾斜,加大教育内容、教育过程的统一化、标准化力度,使农民可以享受与市民一样的教育,更好的掌握城市文化,从而使农村教育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对于农村教育如何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好这个平衡点,则可以用费孝通先生在他80 岁生日时说过的一句话来评判,“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参考文献
[1]陈旭峰.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分流教育———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当前农村教育的启示[J].教育学术月刊,2010,(7):3-6.
[2][1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3][4][5][10][12]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85,47,176,42,43.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1.
[7][8]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7,139-141.
[9]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4.
[11]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