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传播与乡土社群文化建构

作者：蒋旭峰　袁梦倩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2013 年第1 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29次

【摘　要】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苏中地区X 镇乡村社区中的健身舞活动为个案，以社区传播理论为分析视角，将健身舞文化传播的运作置于乡村社区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及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集体记忆、情感说服、精英动员及收编合作等层面的实证分析，考察这一乡村社群文化的传播情境、过程及效果，并深入发掘其中不同行动主体的角色互动及关系模式，探索当前乡村社群文化的发展对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所产生的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社区传播；社群文化；健身舞；乡村文化建设

 

在中国乡村文化史上，1949 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的乡村在家族和乡绅的治理下，乡村文化以血缘和地域单位为组织载体，显现出乡村自组织状况，且自上而下的政权干预非常有限，基本上能够按照乡村文化的内在机制运行。1949 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宏观背景下，乡村文化被纳入到国家的规划、改造和重塑之中，乡村文化被当作可以且必须占领的“阵地”，以服务国家的政治目标①。在此一时期，乡村文化传播嵌置于基层政府组织传播的层层结构之中。

改革开放后，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政策指针下，乡村文化建设又被置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乡村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被系统性地遮蔽。在此时期，乡村文化建设开始被简化为文化产品和娱乐活动，政府推动文化建设的努力几乎都集中在为乡村提供诸如广播、电影、电视、图书和文艺节目等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上②。然而，行政主导或政治控制的文化传播活动，在某些特殊时期能够迅速高效地动员整个乡村社会，但往往无法实现常态化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送文化”只是缓解了乡村社会精神生活状态的暂时空虚而已，并且因为在主观上总要去改造、变革乡村而刻意压抑和遮蔽乡村内生的文化。结果，一旦国家力量从乡村社会撤退，其所倡导的文化样式则难以持续，各种公共文化组织、文化设施也都无以为继。也就是说，沿着这种自上而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的模式，文化无法真正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作为对这种现象的回应，国家在200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自2006年以来不断加大对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除了送戏、送书、送电影等文化下乡活动的继续推进，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加大了“扶持乡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的力度③。这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发展乡村居民自发组织、参与的社群文化的肯定，也是对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文化建设模式的探索。

其中，健身舞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传播现象在当前不少农村地区较为流行。农村健身舞活动集娱乐性、文化性、群体性于一体，既可以锻炼身体、愉悦身心，又充分调动了乡村居民文化参与的热情，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社群文化的发展，增强了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在农村，健身舞文化活动的流行通常都是由一批乡村中的文艺能人自发组织，并通过乡村居民的社会网络，以点带面，成立初具雏形的舞蹈队。对于迅速流行的健身舞，有时当地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关注与扶持，并将其纳入该社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甚至会成立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舞蹈协会。

本研究选择苏中地区J 市X 镇④的健身舞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采取质性研究方法⑤，着重考察健身舞这一乡村社群文化的传播情境、传播过程及传播效果。并试图探究以下问题: 以健身舞为例的乡村社群文化是如何组织和流行起来的? 组织者、参与者及管理者对健身舞活动或文化的认知、态度及行为意向如何? 在健身舞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模式与沟通策略? 其深层结构是什么? 对当前乡村文化认同及乡村文化建设有着何种意义等。

X 镇作为J 市最大的乡镇，健身舞活动的文化传播现象较为典型。近年来一直有着零散的、非定期的健身舞活动。到2008 年7 月X 镇舞蹈协会成立。同年8 月起至今，在X 镇文化广场上几乎天天有公共性的健身舞文化活动。在X 镇，人们不仅对健身舞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较高，而且形成了相对自觉的文化认同。可以说，X 镇的健身舞文化传播现象在乡村社群文化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本文研究的目的则是通过X 镇这一乡村自发的文化现象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案例分析来反思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其出路。

一、健身舞的兴起:社会记忆脉络中的乡村社群文化

当我们在调查初期试图发掘X 镇健身舞文化活动传播的源头，就强烈地感到舞蹈的背后不仅刻写着个人独特的生命历程，而且与乡村社会文化的历史脉络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健身舞的兴起与发展深埋在乡村社会的既有资源和认同中，同时也与当下乡村文化的历史记忆动态关联。最初发起健身舞的是X镇上的一些老人，特别是一些妇女。而她们又曾经是毛泽东时代的文艺骨干，这些人构成了舞蹈队发展的基础和对外传播的最基本的力量。

那么她们为什么要发起跳舞呢? 这与她们的个人生活经历、乡村社会的变迁有着怎样的关系?她们又以何种方式开始对外传播呢?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我们来到了D 女士( X 镇发起跳健身舞的关键人物) 的家，对几位舞蹈队最初的发起者进行了访谈。⑥她们都笑着表示，最初并没有想要成立什么舞蹈队，一开始排练都在D 女士的家中，只是纯属几个朋友在一起“跳着玩的”，“没想到现在竟然在整个小纪镇乡村流行起来，还上了电视呢”。

回忆最初想跳舞的动机，她们坦言“想跳舞，就是想找点事情做”。儿女不在身边，平时只有带带孙子孙女，有些人孙子孙女也都跟着父母进城了，家里就剩下一堆老人，这就是现在乡村老人的生活现状。很多老人向我们表达了留守在乡村的那种孤独感。“乡村生活确实单调、无聊”，“家里剩下老俩口，其他也没什么好玩的，村里闲得慌，过一天是一天，你说有什么意思”，“乡村没有过去好玩了，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有时走在路上都感觉村里空空的，过去热闹的样子再也见不到了”，“大家都忙着赚钱去了，邻里之间往来少了，感觉不像过去那样人情暖了”，她们无不叹息地诉说着。这时，活泼开朗、心直口快的D 女士突然打断了她们的谈话，“你们都太罗嗦。一句话，我们跳的不是舞，跳的是寂寞。”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毛泽东时代有文艺宣传队，那时的文艺宣传队很活跃。而我们这批人现在都已经做奶奶了，在家带带孙子也没什么事情，经常回想起年轻时在宣传队里和姐妹们一起排练节目的趣事。虽然很多年没有唱唱跳跳了，但我们真的很热爱文艺方面的东西，现在老了，大家偶尔凑到一起聊聊过去的事情，谈到年轻时在文艺宣传队时的故事，你跳过什么，我跳过什么，然后就想大家是否可以再聚在一起重新跳跳舞吧。( D 女士访谈，2009 年8月)社区传播与乡土社群文化建构

跳舞这件事情完全是自发的，就是我们几个人一时兴起，在家中，放一些老歌的碟片，大家一起跳跳。最初有些不好意思，觉得一把年纪还在这扭扭蹦蹦的。但是大家跳得真高兴啊! 还觉得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E 女士访谈，2009 年8 月)

我儿子住在城里，我也经常会去城市住一段时间，发现城市里早上和傍晚锻炼可丰富了，一般早上练太极啊，晚上跳舞啊……回来我就把我看到的对我的朋友啊邻居说，我说我们乡村也可以跳啊，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有这个条件，好好养身体啊。而且我们年轻时在文艺宣传队也跳过一些舞，可以把那点老底子再搬出来嘛…( F 女士访谈，2009 年8月)

从她们的叙述中，我们总结出了一些基本的共性: (1) 她们都有在毛泽东时代文艺宣传队的经历，对文艺活动很热爱，也有一点的文艺基础;(2) 她们都有城乡生活的双重体验，虽然是留守老人，但她们也经常往来城市与乡村之间，对城市中业已成熟的健身舞文化有一定的耳濡目染;(3) 她们对乡村的文化、社会现状有所不满，希冀通过自身的努力，做出一些改变。

一方面，这些共性体现了健身舞的传播从某种程度上依赖了乡村历史记忆的资源。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宣传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由国家自上而下的传播，但正是在国家机器强大的整合力下，在组织的层层渗透下，几乎那个年代的每个人人都被裹挟进来了。人民公社制度、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个文艺小分队…这些记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记忆深刻的。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时代，文艺宣传队表演的节目( 样板戏、革命歌曲等) 几乎是农民们文化生活的全部。但与此同时，那个年代的文艺宣传队还肩负着一种政治使命感，因此非常的活跃。可以说，那时的文艺宣传队是一种国家赋权的“社群文化”；而现在他们所自发成立的健身舞蹈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赋权的“社群文化”。

其实不仅仅在健身舞活动举办的初期，健身舞的发起人之间的互动利用了这一特殊的历史记忆资源，而且贯穿在健身舞社群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这一特定的历史记忆都在为健身舞的传播发挥着无形的影响。健身舞所配的歌曲大多是红歌，刻写着毛时代的记忆。舞蹈的很多动作本身也都借鉴了当年一些革命文艺( 诸如“忠字舞”) 的基本动作。这些都很容易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产生一种亲切感。很多有同时代经历的人，都在健身舞中找到了当年“大众文艺”的影子。

二、“一起来跳健身舞”: 乡村社会中的人际互动与组织动员

应该说，互动是所有社会行动的基础，人们通过社会性互动来处理外部环境中的事物，并对其赋予意义。乡村社群文化则是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互动建立、维持和改变了某个社群或文化中的特定成规，这些成规反过来又确定了文化的实际状况。”⑦健身舞文化传播的背后是乡村社会互动的各种关系模式，也可以称得上是当前乡村社群文化建设和乡村公共空间拓展的缩影。在此，我们将着眼于健身舞社群文化在X 镇的传播过程，探讨其中不同的行动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和策略，传播的样态和机制，由此展开对乡村社群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讨论。

1． 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涉入与案例说服

乡村社会是一个很重视人情与面子的地方。在健身舞传播中，一个人参加了，把她的亲朋好友也带来参加，她们跳得好了，再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传播……以此类推，健身舞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基于社会网络的传播模式。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最初发起者是怎么来说服别人跳舞的传播策略。

一是情感，发起者试图从主观角度劝服他人跳健身舞，概括而言就是“我为你好，我在乎你，想和你一起跳舞，所以我劝你来跳舞”的话语模式。既然是基于自身社会网络所进行的传播，必然也是首先去动员一些熟悉亲近的人。在劝服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一层潜在的信任。如果对方对跳舞有兴趣，自然就一拍即合；即使没有兴趣，也会碍于面子做一些尝试。

我的舅妈是很传统很封建的那种。一提起跳舞的事情，她就会想到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我跟她说，这是一种大众的健身舞，为了锻炼身体，大家都在跳，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去试试看……一去试试，自己也挺喜欢的，态度自然也就有所转变。怎么说呢，都是一家人，怎么也会先给我个面子。( H女士访谈，2009 年10 月)

在我们的访谈中，类似的经历不断得到印证。熟人之间基于社会网络的传播，由于情感上的亲密感，自然会增加心理上的信任。而当他们参加了健身舞之后，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可，都会更使人感到身心愉悦。这种亲朋好友的传播效应会持续不断地帮助她们建立对于健身舞的认同，而这一认同又促使他们努力继续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向外传播。

二是事例，发起者试图从客观角度劝服他人跳健身舞，概括而言就是“健身舞好，健身舞对你很有用，很多人跳了健身舞感到身心愉悦，所以我劝你来跳舞”的话语模式。劝服者总是会通过与健身舞相关的事例，渲染健身舞的气氛，展示健身舞的功能，将健身舞与“健康”“快乐”“美丽”等诉求结合起来。其实，在观察他们劝服他人参加健身舞活动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参加健身舞的成员都很善于宣传。他们不断地向别人诉说他们听到的、看到的、亲身经历的与健身舞有关的事例，声情并茂地传达健身舞的好处。

你知道吗? 我的邻居某某某，本来老和丈夫闹别扭，来跳健身舞之后，身体好，心情好，人也开朗了很多…而且也更自信了，他丈夫看她跳舞啊，脾气也变好了，也很支持她跳舞…( J 女士访谈，2009 年10月)

我的舅妈啊，本来老是嫌颈椎不好，腰酸背痛的，就是感觉人没精神，蔫蔫的…现在她每天坚持来跳舞，整个人精神多了，脸色也好，感觉变年轻了，更有活力…”( H 女士访谈，2009 年10 月)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事例反映了人们对健身舞的看法，是在小群体的符号互动中创制出来的，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了一个个“故事链”。家人及亲朋好友的认可与支持、健康、年轻、美丽等案例模式被不断创造出来，并在人际互动中不断得到加强，从而被提炼为一些有关健身舞的基本表征与符号意义，形塑着人们关于健身舞文化的认同。

2． 精英动员: 健身舞传播过程中的“意见领袖”

随着舞蹈队规模的不断扩大，X 镇政府给予了及时的关注与扶持，并调动了专业的人才参与管理，成立了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乡镇舞蹈协会。舞蹈协会是在该镇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健身舞舞蹈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具有专业性质的乡村社群文化组织。C 女士原本是小纪镇的一名中学音乐老师，因为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镇上经常要组织一些文艺汇演，她与镇政府便有了一些较为频繁的互动。她在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及综合素质得到了镇领导的赏识，于是她被选派来管理乡镇舞蹈协会，推动健身舞在社区中的传播。

作为村民与政府间的粘合剂，C 女士特定的身份决定了她特殊的传播角色。她也坦言道:

“我是政府借调来管理一个民间组织。我的编制也不在政府里，还在学校那，我还是一个中学老师。可我真的全身心让自己投入到舞蹈协会这件事情中来了。我还年轻，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我真的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让健身舞在我们乡村发展起来，繁荣我们的社区文化。面对村民，面对政府，我必须要在他们之间找平衡，同时我也有我的想法。”( 2010 年1 月访谈)

C 女士将自己定位为政府与乡村居民之间的纽带，但同时她又是一个积极行动者，她将“繁荣健身舞这一社群文化”作为她的事业来经营，将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与为社区文化做贡献联系起来，体现了她的精英意识。很明显，C 女士在面向乡村居民传播健身舞时，肩负了“意见领袖”的角色。

她们有什么问题，都来请教我。我以前在中学里当音乐老师面对的是学生，是孩子。社区传播与乡土社群文化建构现在搞文化活动，面对一个比课堂更为宽广的讲台。她们( 村民) 跟我学舞蹈，既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朋友。搞活动，她们大家有什么意见，会私底下讨论，但都很尊重我的决定，由我来决策，我当然也会和她们商讨，然后再向镇上的文化站汇报，争取一些政策啊、资金上的支持。同样地，(镇上) 文化站对我们这个健身舞文化活动，有什么想法呢，也是通过我来向村民们传达，这些意见事先我也会参与商讨。( C 女士访谈，2010 年1 月)

除了加强对舞蹈协会的管理，对广场健身舞的组织培训外，我们发现C 女士是一个非常懂传播策略的“意见领袖”。她告诉我们: “对农民的工作，最关键的就是要善于做沟通工作。不是光想沟通就行，还要会沟通，要讲究方法。你只有站在农民的角度想一些问题，抓住她们的心理，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否则，你光用命令，或者做做表面上的功夫，他们不会真的在乎，更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2010 年1 月C 女士访谈) 概括而言，C 女士真正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主动贴近农民的心理，满足农民的真实需要，促使这种乡村社区传播真正实现了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

同时，C 女士还很善于利用媒介资源，来提升乡村居民们的自尊与自信，激发大家参与健身舞活动的热情。如C 女士主动联系了X 镇广播电视站，把舞蹈队分成五个组，给每个人拍一段视频，制作成片子，然后在镇电视台上播放，并且给每个人免费送一个刻录碟，方便大家收藏。除此之外，C 女士还专门为舞蹈队的成员们租了一套服装，给每个人都化妆，“让她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舞蹈队的成员回忆起这件事情，都还是禁不住流露出一丝羞涩和喜悦，

总之，C 女士所做的一切，并非简单粗放的动员策略，而是在动员过程中让参与者感觉到自己被肯定、被重视，极大地提高了舞蹈队成员的自尊和自信，以及对舞蹈队的热情和忠诚度，而且也为健身舞做了一次很有效的广告，成为健身舞在社区中宣传推广的重要手段，提高了整个社区对健身舞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3． 收编式合作: 乡村社群文化的组织与管理

在健身舞的流行与发展的过程中，基层政府作为行动主体之一也会适时地加入进来，以“监督者或管理者”的身份介入这一农民自发的社群文化之中，对健身舞活动给予一定的扶持与帮助。由于文化建设是属于软建设，一般不在考评的指标之内，或者说属于考评中较为次要的部分。所以政府就会扶持一些乡村已经有的文化组织，然后把它纳入到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里去。具体到本案例，这里面的复杂性在于: 政府不是主动地去为健身舞文化提供服务，而是在健身舞文化基本成熟之后，将其“收编”，让其“被服务”。

不过，这种形式的合作也受制于农民自组织发展的现实。一方面虽然健身舞是由农民是自发组织的，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他们也需要政府，因为他们支付不起这个组织和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农民的这种社群文化，作为本镇的乡村文化建设的成果，作为本镇的文化招牌，将其收编，处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也便于向上级汇报。

这种合作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关系，乡村社群文化组织在与政府合作时，通常需要遵从体制内的规则、惯例，赢得政府的支持，对组织本身的合法性进行确认，并争取相关资源，才能让组织持续地发展下去。

村民们的想法是很朴实的，她们觉得有政府的支持，就是有后台了……而且觉得，我做这件事是对乡村文化建设有贡献的，为人民服务的，会感到更有责任感，也更踏实。”( C 女士访谈，2010 年3 月)

现在政府来推动这个健身舞，我觉得心里很踏实。感觉这个健身舞走的是正路子。如果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组织，我真的不敢参加，万一加入进去，最后出什么问题，怎么办? 政府现在说这是个好事，我就放心了。( J 女士访谈，2010 年3 月)

现在政府既然鼓励我们跳健身舞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有资本向政府要钱了嘛。有钱才开始搞一些定期的文化活动啊，请一些老师来培训啊，参加一些比赛等等。( M 女士访谈，2010 年3 月)

由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农民应对生产生活风险能力相对不足，农民无法克服组织成本问题的障碍，也就是在社群文化组织形成之后的内部管理上，一般难以解决组织成本和管理运作等问题。而健身舞社群文化组织则通过官方的赋权找到了一种合法性，类似于给它“报了一个户口”。这样，该社群就确实能得到政府一些资金、场地、管理上的支持，而且这一“户口”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健身舞在社区中的传播与发展，其向外辐射的规模、效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有趣的是，舞蹈协会既然“上了户口”，也就等于有了两块招牌，我们称之为社群文化组织管理的双轨制。它既是一个农民自助合作组织，又隶属于乡镇文化服务中心，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载体；它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力量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力量的一个代理人)的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结合。现如今，舞蹈协会不断地受到上级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俨然成为X 镇及所在县市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样板。

不过，镇政府虽然对这一健身舞社群文化采取一种收编式的合作，但他们对其的支持、关心仍然处在一种表面的、功利性的层面，没有太多的情感卷入。因此，政府作为这一社群文化的旁观者，他们所看到的是健身舞传播的“外价值”，而不是“内价值”。这就相当于克利福德． 吉尔兹在《文化的阐释》中所提出的“接近体验的概念”与“远离体验的概念”。“接近体验的概念”是指那些对文化群体中各成员有意义的概念；“远离体验的概念”是指那些对群体以外的人有意义的概念。⑧舞蹈队的参与者重视的是健身舞的“健康、美丽、快乐、团结”的诉求，而对于政府来说，看重的是其所能形成的规模、对外展示的乡村精神风貌以及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果；舞蹈队的参与者更在乎的是参与其中的过程，而政府重视的是对上汇报的结果；舞蹈队的参与者更注重的是长期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而政府更重视的是短期的在总结考评时的表现。无论是“内价值”还是“外价值”，健身舞传播都体现了乡村社区中共同关切和利益的再生产与再现，用以获取特定的社会及政治意义。

三、健身舞传播与乡村文化认同的重塑

从社区传播的视角来看乡村文化建设，其实质是在探讨社区传播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所谓文化认同，指涉的是个人的特殊价值意识与感情，与其个人所属社会的历史记忆、集体意识，处于一种相互同意，甚至彼此增强的状态，两者处于一种可以相互统一。若将传播视为讯息的互动与意义的共享，认同的形成所依赖的就是传播的社会运作。换言之，传播是一个社群文化认同形成的必经过程，透过各类渠道和媒介的传播，由人际关系、社会网络、象征符号、组织传播等，将该社群的文化深植于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在情感和信仰上对其产生归属感。在此，我们不妨将把健身舞的传播实践置于乡村文化认同危机的情境下，讨论健身舞作为乡村社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重塑乡村文化认同的作用与意义。

1． 农民主体性的张扬

在乡村文化生态普遍恶化的情况下，健身舞文化的流行体现了当地乡村居民强烈渴望改变旧有生活方式的社会情绪。乡村文化生态的恶化激起了乡村居民普遍性对现状的不满，也激发了人们对某种社会新秩序的欲望，这也从侧面揭示了乡村社群文化兴起的结构上的紧张。舞蹈的身体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它可以作为表达的媒介，彰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在乡村的物质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乡村居民回过头来意识到精神文化层面却急需要“补课”，于是他们关于健康、美丽的身体意识有了内在的提升，而这种自觉的身体意识以健身舞的文化实践得到体现，并逐步被仪式化。

我觉得像我们这些的女人，一定要注重保养啊。你看，乡村妇女和城市妇女相比，就明显显老。其实，是人家的这种打扮自己的意识比我们早，肯在这方面花时间。保养皮肤啊，保持身材啊。我觉得通过健身舞我可以减肥，可以让身材更好，而且显得有活力，更年轻。( J 女士访谈，2010 年1 月)

社区传播与乡土社群文化建构当健身舞已经成为乡村社区公共空间的某种仪式时，身体作为表达与僭越的媒介，在创造和反映着文化的意义。无论是身体意识的苏醒，还是自信自尊的表现欲，都是一种试图改变自身、改变乡村社区的主体性的体现。通过参加组织健身舞，认识了更多朋友，我自己也干劲十足，就好像是我的一份工作一样。现在我积极参与宣传、组织健身舞，感觉走在大街上，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给我打招呼。我觉得自己又找到年轻时在文艺宣传队那会儿的感觉，找到了当年的激情……别人的鼓励让我对自己就更有信心了，觉得我们农村妇女不是老了就没用的，我们也可以很美，生活得更好。( M 女士访谈，2010 年1 月)

他们的表演是以一种主人翁的精神面貌感受现实生活的艺术表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去组织化进程恰恰使这种面貌失落了很久。而通过健身舞等乡村社群文化的建设，可以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组织汇聚力量，由弱势变得强大，重新找回主人翁精神。在这种乡村社群文化的参与式传播中，乡村居民不仅学会了自我管理，培养了社区成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自我和社区改变的主体，而且将个体化的文化生活变成组织性的现实性的东西，构建了新的伦理、审美和精神层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乡村社群文化的建设可以帮助农民在创造性的文艺活动中形成主体意识，实现了自我的升华，确认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

2． 乡村社区凝聚力的提升

健身舞依赖传播的运作，形成了社群文化，并在社群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累积性地形塑出社区认同。社区认同的形塑是一个微妙的过程，其中涉及三个面向: 首先，认同的过程中，包括一个关心目标、手段和环境；第二，认同涉及行动者之间的一个活动网络，他们互动、沟通、彼此影响、交涉和做决定；第三，需要一定程度的情感投资，使个人能够相互认可，感觉到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所以，社区认同是一个行动者生产共同认知的架构，使得他们可以接近他们的环境，并计算行动的成本和获益的过程。由此可知，社区认同一部分是交涉互动的结果，也是经由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一部分则是情感承认的结果。

结合X 镇的健身舞案例来看，这三个面向具体体现为: 首先，舞蹈队及舞蹈协会类似于乡村社区中的非正式组织，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共同关心的目标，精神寄托的家园。它的管理模式是相对自由的，给予人们非正式交往的良好氛围，其社会性强于结构性。

自从加入了舞蹈协会，我就开始忙起来了，自己找事做，感觉自己是在为镇上做事，为繁荣我们的文化生活尽一份力。当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为着这样共同的心愿走到一起来，让更多无事可做的农村妇女找到一种可以精神寄托的地方，就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这种开心和我挣了多少钱的感觉不一样，它是有情有义的，是因为感到了一种团结的力量，很振奋。( J 女士访谈，2010 年3 月)

其次，人们因为健身舞而产生互动，增进了人际间的联系。由于健身舞文化已发展成为当地社区的一项仪式，人们彼此间的依赖性也会大大增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人们不断通过他人的回应，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

最后，人们在互动的体验中投入了情感，分享了共同的意义，相互承认，找到了情感的归属感，从而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成功的社区精神主要是依据文化生态而不是文化管理，合作与责任是其关键词。当个人只有把自己看作是集体的一分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合作，才能激发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对于参与健身舞的乡村居民来说，有了在大家面前露脸的机会，和排练舞蹈时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就会留下深刻体验。有了这种情感的深刻体验，人们又重新燃起对乡村生活的期待。

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各顾各的，但是有这个活动，我们天天晚上去广场上跳舞，让我觉得，噢，我还在这个集体里。( E 女士访谈，2010 年1 月)

目前，农村生活相对单调无趣，人们大多厌倦农村生活，都想往城里跑。但怎么可能大家都跑到城里去? 这里毕竟是我们的根，我们对这里还是很有感情的。跳健身舞对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对繁荣社区文化肯定是件好事。而且它还可以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增强一种凝聚力。( C 女士访谈，2010 年3 月)

由此可见。这一乡村社群文化通过低成本的运作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充分调动乡村居民参与乡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人们通过与社群成员共享意义，产生对社群的认同，满足了人们依附集体的心理需求。以这种社群文化作为新的出发点，可以让农民觉得，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从而有效实现合作的经济，合作的社会，合作的政治，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

3． 乡村精神共同体的重塑

在乡村社会“留守遭遇流动”的发展脉络下，随着“乡土中国”日益转化为“离土中国”，乡村社会普遍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精神上的不安和文化上的焦虑，乡村文化已逐步被现代化进程所抛弃。纵观“国家—乡村社会”的关系变迁，可以发现，“由于过度强调单方面对乡村文化的改造，文化认同的危机由此不断地生发出来。极端的对立和差异的想象以及身份的界定又使由下而上的对这种认同产生了怀疑以及不信任。”⑨因此，重塑乡村文化的认同，必须首先重视乡村社会解体后的一场“心态灾难”，有效弥合城乡心理差距。

乡村社群文化的发展正是发轫于人们对乡村社会秩序解体威胁的理解和回应，以及对乡村未来生活的想象的基础之上。乡村社群文化的发展，可以为农民提供一种精神福利，从而为留守的老人、妇女，在对城市的向往、渴望与对乡村的依恋、守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可以支撑他们特殊情感的载体，从而重新整合乡村本体价值与力量，为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提供一个符合乡村实际情况的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也就是说，乡村社群文化组织可以成为守望乡村家园的一个自治性载体，重建乡村社区的精神共同体。

有学者指出，共同体的核心是共同情感，重建共同体的强烈诉求，归根结底也就是对重建共同情感纽带的热切希望。这种情感肯定要关乎人与人之间的持久联系，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惠关联。培育积极的共同情感，这样不仅可以让人在这种共同情感中获得意义、价值和尊严，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出的共创美好社会的热情。⑩在对健身舞个案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参与乡村社群文化的过程中，重新体认到乡村社区的价值。乡村居民会想我们虽然没钱，但是有青山绿水，有很融洽的人际关系，与城市相比虽然各有好处，但乡村是自己的“家”，大家有“共同的情感”，于是就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不是麻木感和疏离感。

而社区传播产生了社会联结，它把人们连接在一起，使意义共享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正如杜威对传播仪式观的强调，“在共同、社区和传播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必须共有的事物包括目标、信仰、渴望、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就像社会学家说的想法一致……共识需要传播。” 11乡村社区是一个不断采取行动和发生变化的场域。社区其实同时存在促进流动和稳固本质的双元力量，经由一次又一次的角力，不断重新塑造社区的意涵和形象，并提出新的诠释。这种社区认同的重塑必须仰赖居民的心理建构，使得社区称为他们认同的范畴。人们将以社区的脉络成为传播的基调，在既有认同中汲取资源，同时也切合对身处世界的想象，创造新的社区价值，开拓新的社会空间。

四、结语

雷蒙·威廉斯曾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多变的进程和社会定义中，而且也表现在其历史的多样和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动态关联中。威廉斯在理论上将一种文化的构成因素划分为“遗存的”、“主导的”和“新兴的”三种12 。简单地说，“遗存的”是指曾经占主导地位但如今影响力下降，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暗中影响文化的形塑的因社区传播与乡土社群文化建构素；“主导的”指涉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而“新兴的”则是指正在出现当中的文化因素。若以此来检视乡村健身舞文化的传播，可以发现，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艺记忆构成了“遗存的”因素，国家大力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提供了机会结构的“主导的”因素，而城市流行的现代大众文化元素则体现了“新兴的”因素。由此看来，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产生和传播都不可能是出于真空之中，而是经过人们的加工、选择和重塑的。换言之，乡村社群文化的传播过程是一个“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社区传播乃发生于既有的社区认同的基础上，也和现存的认同机制息息相关。

健身舞作为当前乡村社会新兴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发展过程却给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内部乡村居民、乡村精英与基层政府的互动路径，刻写着乡村日常生活实践中内涵丰富的策略与战术。对于健身舞的参与者来说，乡村健身舞文化传播可以促进身心健康，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提高农民闲暇生活质量，帮助其重建生活意义。就更深层次意义而言，在乡村公共文化日益式微的情况下，这种源自农民内在需求的社群文化，可以作为守望乡村家园的自治性载体，弘扬农民的主体性，提升社区凝聚力，弥合城乡心理差距，重塑乡村文化认同。站在农民主体地位的立场上，增加农民的精神福利，使其重新体认社区价值，是弥合当前乡村文化危机的必要出路。

梁漱溟先生曾说，“( 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 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13 。20 世纪末期，费孝通先生主张中国人要有“文化自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4 。当然，费老是从民族文化的宏观层面上考虑问题的，我们在此聚焦乡村社群文化，认为乡村社群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一种文化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正发轫于农民对乡村社会秩序解体的威胁的理解与回应，以及对乡村未来生活的想象。

注释：

①②吴淼: 《论乡村文化建设的模式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6 期。

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http: / /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 /2006 － 02 /21 /content_4207811． htm，上网搜索日期: 2010 年3 月5 日。

④X 镇是江苏省J 市最大的乡镇，也是J 市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乡镇。J 市位于江苏省中部地区，在全国中小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中等，曾连续八届被评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 市) ，入选“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列第48位，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对符合我国普遍意义上的转型期乡村型态。

⑤本研究的访谈时间为2009 年8 月、2009 年10 月、2010 年1月和2010 年3 月；根据研究问题，访谈对象将包括J 市及X镇宣传文化部门分管乡村文化建设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舞蹈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文艺骨干、积极分子、普通参与者等十三位访谈对象。这十三位访谈对象分别是J 市及X 镇宣传文化部门分管乡村文化建设的干部R 和S 先生，健身舞在X 镇的主要发起者D、E 和F 女士，舞蹈协会的主要负责人C 女士，积极分子H、M 和J 女士以及普通参与者K、L、N 和Q 女士。

⑥本段访谈资料来自于2009 年8 月对X 镇D、E、F 女士的访谈记录。本文其它访谈资料的使用说明均将在访谈资料后用括号注明访谈时间及访谈对象。

⑦【美】斯蒂芬·李特约翰: 《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70 页。

⑧Geertz，Clifford． ( 1973) ．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York: Basic．

⑨赵旭东: 《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社会科学》2007 年第1 期。

⑩成伯清: 《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南京社会科学》2011 年第1 期。

11转引自【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 页。

12详细定义可参见Williams，R． ( 1977) ． 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21 － 127．

13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14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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