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悖论：人情社会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与钳制——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

作者：陈国权、曹　伟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22次

【核心提示】经济、政治与社会的三者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内在联系，三者关系之间的变化与互动是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快速的转型时期，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许多研究工作关注到了这一大转型过程中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然而作为制度变迁十分重要的“社会”这个变量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单纯从政治的或经济的视角，难以俯瞰中国“超大社会”制度变迁的全貌，也难以对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困境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发展的一个典型，温州在这个模式下的前二十年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引领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但近十年来，温州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本与智慧外流严重，产业转型升级困难，陷入“转型沼泽”而难以迅速前行，面临着严重的“温州困境”。“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区域性的问题，它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模式”一样具有全国意义。因此，以温州为个案的研究也就具有了中国意义。

一、 经济转型中的“人情悖论”

“人情社会”是温州的典型社会形态，人情对法制的消解导致了温州经济发展的非法制化。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人情社会在实现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之后，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人情悖论”。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一套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这套制度强调法律的普遍性，排除个案的特殊性对规则适用的影响［1］。在韦伯看来，西方的这种普遍主义源自于清教伦理中个体与上帝之间的神圣关系。而“中国的伦理，在自然生成的（或被附属于或被抑制成此性质）个人关系团体里，发展出其最强烈的推动力。这与最终要达到人（作为被造物）的义务之客观化的清教伦理，形成强烈的对比”。［2］中国社会关系的建构是从家庭关系拓展开来的，“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3］这种由情义相互勾连起来的社会关系根据与“己”的亲疏远近形成石子落水般荡漾开来的“差序格局”。［4］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式的“差序格局”实质上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与西方社会普遍主义的道德原则可谓大相径庭。［5］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就国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来看，中国仍然还是一个人情社会。所谓的人情，即是人与人之间的私人感情，包括血缘、亲缘、地缘、学缘等形成的感情或情谊。中国社会中人情的构建“主要表现在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交换上，显然，有交换关系或恩惠关系才有人情关系，没有交换关系就没有人情关系”。［6］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里，人情在社会交换中起到基础性的媒介作用，而且人情本身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换物并在不断的交换过程中实现再生产。中国的经济转型正是在中国特殊的人情社会中展开的。在此，基于人情的交换和基于市场的交换发生着复杂的互动：我们一方面看到经济活动试图从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导致人情道德的淡漠；另一方面大量的政治与经济活动仍然“嵌入”在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网络之中。［7］所谓“脱嵌”当然只是一种便于学术思考的虚构而远非现实，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市场经济的建立无法回避人情社会，不仅如此，市场经济还将建基于人情社会之上，但同时又必须完成对人情社会的改造；人情社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其情感性的因素可能逐渐弱化，而工具性的价值则更加强化，从而使得两者的“嵌入”更为紧密。由此，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着一个独特的“人情悖论”：经济转型既发生于人情社会之中，又不得不从人情社会中剥离出来；人情社会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又在这种植入性的推动中给进一步的转型造成了阻碍。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国的经济转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二阶段是从社会主义初级市场经济向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8］粗略来说，人情社会对于第一阶段的市场化转轨而言起到了某种润滑和推进作用；与此同时，人情社会的特殊主义和关系取向在不断地侵蚀着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法治基础，从而使得第二阶段的转型无法顺利进行。温州模式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面旗帜，温州也是中国人情社会的一个典型。从温州的样本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我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人情悖论”。

二、人情社会与温州模式的兴起

温州模式的兴起有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基础，除了温州人民的吃苦耐劳以及永嘉学派倡导的“义利并和”的重商文化之外，还有温州人强烈的家族观念以及由此衍生开来的对人情的重视。温州的计划生育率在浙江省十一个地市中一直以来都是最低的，［9］显示出温州人强烈的传统家族观念。而温州人对人情的重视从人情支出的规模上就可见一斑。温州市城调队的调查显示，2004年温州市区居民人均礼金支出达1911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8%，这一比例在浙江省高居榜首，比宁波、衢州、丽水等城市高出一两倍。［10］这种人情支出不仅名目繁多，［11］其金额也因为人情往来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特点而水涨船高。［12］我们可以说温州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在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情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小视。

（一）人情社会中熟人间的高度信任降低了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在温州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前店后厂”式的家庭工业是一种主要形式，即使有些企业后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企业集团，其家庭化、家族化的色彩依然十分浓厚。不仅如此，产业上下游的分工协作、资金和信息的流动都依赖于亲属圈和熟人圈。在温州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初期，人们开展具有风险性的经营活动所需的资金，家庭和亲属往往是首要来源。而一旦某个人在某一行业取得成功，在人情责任的驱使下，往往也会带动家族其他成员来从事这一行业。家庭和家族成员内部信任程度很高，血缘之外的熟人圈子也具有高度信任的特点，因而区域的经济发展获得一种内在聚合力，其交易成本被大大降低了。在缺乏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保护的情况下，这种基于人情社会的人格化交易形成一种稳定的博弈均衡，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交易模式。

（二）人情社会中紧密的关系网络是市场经济初期拓展空间的重要渠道

人情社会不仅有助于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也构成了温州人向区域外拓展市场空间范围的有效载体。费孝通先生曾以“小商品、大市场”来概括温州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相结合的地区经济形态，他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家庭工业的发展，而在于民间自发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而这一“流通网络的联系纽带大多利用亲威、朋友及其延伸的社会关系”。［13］从个人的综合素质来看，温州人也许并不比国内其它地方的人群优异，为何温州人能够满世界做生意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呢？费老的观察可谓鞭辟入里。而王春光的研究同样表明，温州人情社会下的关系网络是温州人在异乡生存、发展及融入的重要资本。［14］对于那些遍布国内外的“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城”中的温州人而言，个人有限的资源既不足以单独开辟市场，也难以有效规避风险，而由亲属、乡邻和朋友组成的人情社会网络为他们进入新的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不单是个人从人情社会网络中获得收益，人情社会网络也会随着个人事业的发展而强化和拓宽。正是借助这种人情编织而成的关系网络，温州的“小商品”才能开拓出“大市场”。

（三）政企互动的人情化促成了市场发展初期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

温州能够率先迈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脚步，与温州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默认和保护分不开。在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除了组织层面所获得的激励之外，个体层面的激励其实更为直接和重要，而这种激励恰恰附着于人情社会的关系网络中间。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是由具体的官员组成的，他们是具有主体意识和独立利益的个体；相应的，企业也有企业家作为其人格化的代表。在温州早期发展过程中，大量存在的“一家两制”现象，凸显出政企互动人格化与人情化的一面。有研究者指出，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等活生生的人情关系，温州地方政商之间织成了一张紧密的地方社会关系网络。［15］在这张网络的庇护之下，国家不止一次试图割温州“资本主义尾巴”的意图才被消解于无形，温州地方政府才能够在利益契合的情况下推动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

三、 人情社会与温州模式的转型困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官方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图11978年以来中国、浙江、杭州、宁波、温州GDP增长情况（单位：%）温州模式是我国最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成功典范，然而在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温州模式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困境。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温州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9%，分别比全国、浙江省高8.9和4.6个百分点，居浙江省11个地市之首，长期处于领跑地位。但在2003年以后，温州经济年均增速仅为12.1%，仅比全国高1.7个百分点，低于浙江全省0.6个百分点，发展速度由浙江首位退至末位（见下图）。在2009年浙江全省的考核中，温州的发展水平指数居第10位，发展进程指数居第11位，发展综合指数居第10位。［16］在省内，温州与杭州、宁波的差距不断拉大，而绍兴、台州等地市正迎头赶上，用温州当地干部的话来形容就是“标兵渐远、追兵渐进”。更为严峻的是，温州资本和人才的外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少大企业已经把总部或研发中心搬到了上海、杭州等地，一些行业集体外迁的现象也频频出现，温州本地产业空心化日益加剧。［17］

相对而言，温州现有的平台空间、环境资源、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难以与城市品质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相匹配，与上海、杭州等地差距明显；而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省内外的其它城市则更具竞争力。在资本和人才等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而全国各地都在“为增长而竞争”的背景下，温州本地经济转型面临的困境实质上与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非常相似：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支撑其快速增长的廉价劳动力等优势逐渐褪去，而技术创新等新的驱动机制又没有成功建立起来，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长期陷入停滞状态。［18］为什么曾经一度“领跑中国”的温州模式会陷入“温州困境”？人情社会对经济转型的钳制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人情社会的封闭性限制了企业的现代转型和持续发展

温州企业在初期大多是家庭式、家族式的。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从企业内部运作的交易成本看，原先那种基于血缘的管理不再经济，因而需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与此同时，企业的转型升级还必须依赖于各种现代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的智力支持。然而温州人情社会内含的那种牢固的家族观念，十分不利于企业的现代化改造。一方面是企业初创者及其家人亲属自觉不自觉的抗拒，另一方面是进入企业工作的外来精英常常感受到无形的天花板，［19］从而导致企业转型升级乏力。温州人情社会本身具有的封闭性，直接影响到温州对人才的吸引力和集聚力。许多大型企业外迁上海、杭州等地，除了区位、土地等要素的考虑之外，那里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相对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是一个重要诱因。在温州这样的人情社会中，企业的发展还面临着独特的传承难题。随着第一代企业家的老去，“二代接班”问题日益突出。除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限制以及“二代”经营能力的考验之外，温州第一代企业家还会面临如何将其自身多年经营积累下来的人脉和关系资源转交给下一代的难题，而这些资源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家族式企业的另一个传承难题是，如果接班人不止一个，那么“分家”过程中的利益问题往往, 容易损坏原有的人情纽带，特别是当老一辈的家长去世以后，企业常常会陷入分裂。这也是温州企业做不大的原因之一。

（二）人情社会对经济活动的过度介入大幅放大市场风险

亲属、熟人间的人情往来原本具有合作互助的性质，是帮助个体应对生活风险的重要机制。例如红白喜事需要大量的花费，主事家庭可能无法独立承担，这时亲朋好友出的人情份子就起到一个很好的分担功能。在温州，人情社会催生了发达的民间金融。在国家正规金融部门门槛过高的情况下，各种基于人情关系组织起来的“合会”、“抬会”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充分表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由人情关系维系的金融形式蕴藏着巨大的风险。［20］温州民间金融所集资金最初的用途基本上是消费互助和小额资本金，数额小，人数少，人群的关系非常紧密，资金的使用者就是供给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其他成员的监督和制约之下，因而风险可控。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金融集资的用途逐渐变为企业的大笔流动资金甚至是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大，人数多，人群的关系不再紧密，资金的使用者和供给者分开，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加剧，其中的道德风险也就难以通过人情机制予以防范。由此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人情社会对经济活动的介入有助于经济发展，而一旦市场的逐利性植入人情社会的关系网络，市场风险就将被大幅放大。

（三）人情社会放纵公共权力行使的异化

现代组织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并不存在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科层制，非正式关系广泛地影响着科层制组织的运行。有学者指出，人情关系成为中国市场化转轨过程中连接地方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纽带，形成了所谓的“市场庇护主义”。［21］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情社会对于“俘获”公共权力，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空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温州地方制度变迁过程中对人情社会的路径依赖，使得经济转型“锁定”在地方社会人情关系网络之中而迟迟无法超越。一项对温州企业家和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2009年对温州投资环境不满意率高达60%以上，不仅是企业家，甚至部分领导干部都觉得“政府部门服务意识淡薄”、“行政审批程序繁琐”、“腐败现象较为严重”。［22］这看似只是政府（官员）的问题，其实与温州的人情社会密切相关。在笔者的一次访谈中，一位已经将企业迁往上海的企业家不无感慨地说：上海可能人工成本稍微高一点，但是省心，不用花大量时间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白天忙着管理，晚上还要去喝酒唱歌。按理说，我们的重心应该在生产上，而不是说去拉关系，我跟你熟了下次办事方便点，这样企业家太累了。政府执行的时候，透明度、办事效率还是不行。温州是人情社会，一件小事你都可能需要找关系，不找还不放心，很多时候效率就会差很多。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着大量公共权力。按照科层制的逻辑，公共权力的行使应该是照章办事、一视同仁的。然而具体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除了公职赋予的公共责任之外，还具有人情社会所规定的人情责任。前者要求“大公无私”，后者要求“亲亲相隐”。在公共权力体系内部责任约束机制不甚完善的情况下，这两种责任的冲突往往容易倒向后者的胜利，因为“不近人情”之人常常要遭到人情社会的排斥，从而对权力行使者造成巨大社会压力。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公共权力的腐败很少表现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更多地是诉诸人情，通过长期的“礼尚往来”来建立和巩固私交。哪怕是在公共权力正常运用的时候，往往也需要通过人情关系进行润滑。当大部分司机都不遵守红绿灯，而是谋求与交警个别谈判疏通的时候，整个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必然大大降低。同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大部分领域都需要人情作为媒介，那么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必然是很高的，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效率。

回顾温州模式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人情社会与经济转型之间复杂而纠结的联系。“人情悖论”的破解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因为人情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移风易俗”。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国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又与政治现代化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中国大转型的过程中，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三者需要协调推进，不可偏废。

<上一篇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

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苏北下一篇>